LSE的经济史

从最为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她属于实证分析研究方向的经济学。当然从她创生来说，她更为偏向历史。这里我不得不说一下LSE的校训：Rerum cognoscere causas， 了解万物发生的缘故。这其实也正是费边主义的精髓。（由于LSE是费边学社的成员创建，这一点上她牢牢地打上了怀疑主义的烙印。）而这句话的另一个含义就是除了万物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预测的。也就是除了事实没有任何未来我们可以预测。这个时候也就是回到了我们经济史本身的学科基本思想，或者说历史的基本思想。我们研究的就是解释过去，解释存在的事实发生的原因，发生的顺序的原因。尽管经济学作为LSE的镇校之宝多年，与这所学校的灵魂最为契合的却是经济史系的治学思想。而经济史也是LSE创建的时候的核心学科之一。

当然也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史这个学科。既然是以发生的事实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很自然的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发展轨迹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都是我们研究的课题。那么我们很多时候也可以划归到发展经济学中的。但是不同的是，我们不预测未来。也就是我们的结论不是为了指导未来的发展方向。预测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在于解释过去。而这也正是这门学科的魅力所在，因为她有太广阔的平台。发生过的任何事情都可能作为对经济影响的变量，包括哲学，文化，科技，军事，天气，人口，地理，动植物资源，心理学。发生过的都是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的。那浩渺的历史蕴藏着太多宝藏需要我们去一一寻找然后呈现给世人。同经济学相比，我们是十分确定宝藏的存在性。而经济学家常常会对最后事实证明了不可能的事情大动脑筋。

经济史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大学是在1876年的剑桥大学的试卷里。1878年Rev. William Cunningham回到剑桥大学，然后与1882年发表了一个部经济史小册子，名字是英国工商业的增长。而在1881 到1882年Arnold Toynbee也开始在牛津大学作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讲座。伴随着1895年LSE的建成，经济史也作为这个学校的学术中心学科被确立。Rev. William Cunningham被从剑桥大学请到了LSE执教。同时在LSE执教经济史的还有原来的导师W.A.S. Hewins。LSE的Lilian Tomn在1904年年初成为英国大学中第一个全职执教经济史的教师。第二个全职经济史教师是，1905到1908年之间的来自曼彻斯特大学的H. O. Meredith。第三个是牛津大学的L.L. Price，第四个是爱丁堡大学的George Unwin。

Lilian Knowles于1907年在LSE被评为经济史副教授，也是英国所有大学中第一个经济史副教授。英国第二个经济史副教授是1909年牛津大学的Price。而第一个教授席位是则是LSE的Knowles。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济史这个学科在四所大学中得到了完善的发展：剑桥大学，牛津大学，LSE，和曼彻斯特大学。

伴随着经济史学创建者的老化和英年早逝，20世纪20年代后期，经济史第一本杂志的创刊的任务落在了Eileen Power，R.H. Tawney， 和E. Lipson。正是这三位创建了经济史学社和创刊了《经济史回顾》。其中前两者均执教于LSE。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来自牛津大学的E. Lipson没有前两者那样风头正劲，但是作为经济史学社和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仍然值得我们尊敬。而为了纪念Tawney的功绩，LSE的Tawney学社也就是经济史学社的新名字。作为在LSE经济史系的所有全职学生也都自动成为这个学社的会员。

经济史学社的年会在1950年以前一直在LSE召开，从1950年开始第一次在其他学校召开。那一年是在伯明翰大学。从建社以来的主席如下表。其中Tawney，Ashton，Postan，Carus-Wilson，Sayers，Fisher，Barket，Wrigley，和O’Brien都曾执教于LSE。我十分有幸，在这一年中曾师从于O’Brien，研究工业革命与中国宋代的比较。的确是大师级的人物。由于课程十分辛苦，选这门课的只有三个人。O’Brien就和我们商量，最后转为牛剑式的小班讨论式教学。老师讲三堂课，学生每人讲两堂课。所谓讲就是把自己对相关课题的理解说一下，在说的过程中其他三个人把自己的疑惑或者觉得可以发展得部分提出来。已经是大师级的O’Brien在听我讲中国佛教和道家思想的比较以及对中国科技和经济影响的时候还是十分的专心并且不时记笔记，提问。他十分谦和，很少用自己的观点左右别人。不过也的确能够看到大师的一面。在他面前没有什么人是不可以讨论的。我们提到诺斯或者琼斯的时候常常有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不过这些人的观点在大师的嘴中就显得格外俏皮。而且O’Brien的观点常常是高屋建瓴的，比如科技问题的讨论，他的深度就是科技究竟算一种世界观，一种宗教，还是单纯的是知识本身，科学与技术的深刻区别，对于工业革命来说究竟影响它的是科学还是技术等等。牛顿的价值，历史任务和事件当时的价值和之后的价值，以及这些变化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真的有点恼火自己的英语水平，恨不得把先生每一句话背后的意义都听出来，记住。那段学习经历是十分开心的，也是充实的。

1926-27                         Sir William Ashley

1927-40                         W.R. Scott

1940-46                Sir John Clapham

1946-60                         R.H. Tawney

1960-63                         T.S. Ashton

1963-66                         Sir Michael Postan

1966-69                         E.M. Carus-Wilson

1969-72                         W.H.B. Court

1972-74                         R.S. Sayers

1974-77                         F.J. Fisher

1977-80                         S.G. Checkland

1980-83                         M.W. Flinn

1983-86                         F.M.L. Thompson

1986-89                         T.C. Barker

1989-92                         P. Mathias

1992-95                         B.E. Supple

1995-98                         Sir Tony Wrigley

1998-2001            P.K. O’Brien

可以说在整个经济学史上LSE的表现为学习增添了很多乐趣。上课的时候老师常常说到的就是“提出这个理论的人后来和我说---”, “那个谁谁就是在这里写了一篇论文后来得了诺贝尔的”，“孙中山就是在旁边的那个巷子里面被派来的特务抓到的”“虽然某某认为是这样的，但是我认为————”，等等。所以学习起来整个气氛不是由下往上的学习大师的理论，更像是与书中的大师进行平辈之间的探讨。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去积极地思考。而且，严肃地课堂也会因为一些名人轶事变得轻松很多。

除了大师云集之外，还有的就是这里多元化的教师和学生资源使这里有更多有趣的课题和方向供你选择。由于LSE的教师十分国际化，所以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西欧，东欧，非洲，澳洲，北美，南美，几乎都有人涉猎。这一点是与牛剑有很大区别的。我原本打算读博士，曾对比LSE和牛津与剑桥。牛剑更多的集中在欧洲，北美，最多可以涉及非洲。而且通常是和英国关系或者与英国比较的研究。即使有涉及中国的研究也集中在文化，政治，而不是经济。可以说从课题本身的广度来说是根本没有办法和LSE相比的。在中国的研究中邓刚老师可以说是一位十分不错的老师，中国学生的首选导师之一。他师从琼斯。琼斯是Tawney的学生。可以说在讲究传承的学术界这点学术传统是十分重要的。

除了丰富的师资资源之外，还有的就是学术上的自由之风。如前所述，LSE的秉承英国传统中的天才教育和伦敦大学的平民教育，这使得她尤其具有一种自由的风气。我曾就留学美国的事宜和美国同学商量。当谈到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常常会提到的就是太讲究学术传统了，相比LSE缺少一种学术自由。美国同学说这也是他们最后选在LSE读硕士和博士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在课堂上老师的要求中也有体现。经常挂在邓老师嘴边上的就是“我们从来不会以观点作为评判的标准，我们需要的是论据，论证，以及这些论据论证本身的可靠性”。老师们力主的就是学术创新。当然老师也常常会抛出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在接收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个观点正确才接受的，而是他们的观点更为有效的被论证了。但是如果心中仍旧存有疑虑老师们也是十分欢迎我们去研究和发问的。对于元朝对中国经济史进程的改变究竟是因为破坏还是因为明朝之后对元朝的矫枉过正，关于明朝开始的西方文化的输入究竟是因为中国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抗拒还是因为西方文化传播中来自罗马教皇的干涉才没有对中国明清科技进程有革命性的影响，关于工业革命究竟是文明的科技进步的结果还是野蛮的掠夺行为的产物，我都和相应的老师进行过十分深入的探讨。他们往往会对告诉我这些问题十分有趣，但是如果研究可能遇到的研究困难，比如数据的获得，比如在回归过程中不易划分变量间的相关性，比如对常识应用过程中资料的可信度等等。然后鼓励我如果考虑好了，可以再与他们讨论，甚至可以和他们一起开题作研究。这些都给我很大的鼓舞。

关于LSE和LSE的经济史我想已经说了很多了。我想从来都不会有那么一个地方仅仅挂上它的标签人就可以马上获得提高。如果可以提高我想不过是那些标签给了人一种自我暗示或者是内心的愉悦。而最后也是这些起了作用才有了结果的不同。LSE已经提供了一个世界顶级的平台如果在这里学的不好，我想作祟的还是自己的心态或者自己的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