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赫，下周考试了，不过因为今天看到了奥运圣火在朝鲜顺利传递的消息，还是决定马上回答这个问题。赫赫。

首先我要强调一点，我对这个课题不是很了解。然后我要说的就是，我还是要掰一掰。

首先古代的藏富于民是在农业社会的大前提下的。藏富于民可以理解为藏富于农民。而这里还要区分出宋代以前和宋代以后。因为宋代以前是重农抑商的，不过从宋朝开始商人已经开始有了很大的回旋余地。仅从两点：第一，就是宋代开始科举制已经不再要求考生必须是士或者农民的家庭背景了，商人的孩子也开始可以参加考试了；第二，就是道德水平的大幅下降。这一点，从新儒学在宋末的兴起和在明清时代的大力推崇就可以看出。那么可以这样说，宋朝以前的藏富于民是辅以十分有效的道德机制的；不过从宋朝开始，道德机制就越来越失去了以往的效力。

需要区别的有一点就是藏富于民和廉价政府的区别。藏富于民不等于低税收，宋朝的灭亡曾有人指出是冗官，冗兵，冗僧道的必然后果。在宋朝的时候官员的薪水是十分高的，而税收也是十分高的，当然还不能和欧洲比，所以藏富于民也可以出现政府与民双赢的局面。但是，廉价政府是在清朝时体现十分明显的，税率十分低，而且有些地区还常常被免税，这一点在康乾盛世的时候十分明显（主要是因为少数民族统治，用养民政策来服务于统治）。所以如果认为腐败问题和官员的工资有关，而后者又于藏富于民相关，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点是不成立的。

以上两点是我马上的反应，但是如果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要清楚藏富于民的含义。我想这应当和中国与欧洲的国家结构联系到一起。中国是国家和农民的两层结构，欧洲则是国家，领主，和农民的三层结构。中国的农民受到更少的盘剥，并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比较欧洲农民而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理解为藏富于民。那么也就是说欧洲是不存在藏富于民的了，相对于中国而言。所以欧洲相比较而言没有什么腐败，不是说道德水平高，是因为贵族本身就是国家的部分所有者，他们直接获得从农民身上剥削的权利。甚至很多时候国王往往受到大的领主的左右。所以，欧洲的所谓的没有腐败是在历史的更苛刻的对农民的盘剥下，和现代的腐败的概念共同作用下得到的结论。但是就农民生活水平来说，中国的农民要远远高过欧洲农民。

这里要涉及到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了。制度经济学的问题就是产权问题。其实中国古代，至少在唐宋时期的产权是要远远好过欧洲的。因为劳动力的产权已经完全下放了，土地的产权在唐朝开始已经下放了，宋朝就已经开始有自由的土地买卖了。所以说中国的产权上的落后是不正确的。但是，从知识产权这一点上来说，却是可以说得通的，但也是在17世纪以后的事情了。标志就是英国通过了专利权法案。在这之前，就很难界定，因为各个国家都是以来自国王的奖励作为对缺少明确的知识产权的补充，中国也不例外。而同时这里还要联系的就是，科技革命和知识产权确立的关系。中国本身从明朝开始就没有什么大的科技进步了，这个时候推行知识产权是没有必要的。换一句话说，缺少科技进步成为了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落后的原因。但是没有确立知识产权在当时却是一个理性的决定。那么从新回到腐败的问题。如果从产权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确立的更好那么为什么好像中国的腐败更厉害。首先还是回到开始的问题，要看怎样来界定腐败。其次就是用现代的观点，如果认为中国的腐败要超过欧洲的话，那么主要在于中国精英的管理权于自身经营权的分离。换一句话说就是在中国，国家对于精英阶层的产权没有很好的保护，甚至在他们要挑战王权的时候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对于农民的产权从中央政府来说都是十分重视的，并且作的一直都比欧洲好，即使是现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中国是一个崇尚平均主义的国家。

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是国家结构。中国是一个从上到下的金字塔结构，不单单是说结构本身还包括结构的背后的文化和价值观。欧洲的国家形成是一个小地域分而制之，再到地域联盟的过程。这样即使欧洲国家在表面上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背后的运行机制却是一个制衡和分权的文化和价值观。这样就变成了，中国的君依靠的是民，而欧洲的君更依靠的是领主。这样的话，在权力的博弈中，中国的君看重的是民的权力的保护，欧洲的君看重的是贵族领主的权力的保护。这样体现在法律就变成了，中国官僚的富裕除了工资就是腐败，欧洲官僚的富裕是法律上偏向的个人所得了。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当新的发展机会到来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中国的精英缺少管理，交易和企业家精神。当然这要回到另外的问题就是，如果欧洲也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的话那么，两者的区别对于国家经济就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只是欧洲会有更多地起义，中国会少一点。而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就很理解官僚资本的必要性和阶段性了。

同时政治经济学上的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腐败。欧洲富而不腐，是以立法本身的不公正性为前提的。中国的腐败是以立法本身的公正性为前提的。至于执法的问题，如果立法本身都是不公正的了，也就没有办法比较执法能力的问题了。但是仅仅从道德的或者是法律公正性来看，中国反倒是超越了欧洲的。当然如果回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和资源的最优配置来看，中国的公平是不符合这一原则的。但是这是两个或者更多个逻辑。

那么我们要审视腐败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就要看，站在什么样的价值观基础上了，还有要看我们在以多长时间未衡量的前提了。如果是时间段太长，没有人能够说中国现在的所谓资源不优化是不好的，因为要用事实说话，我们都没有办法预见未来。如果要是站在完全道德和人权的角度上讲，那么中国做的也相当好，起码比欧洲好。但是如果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上加，那么就出现了太多的问题。换一句话说，这里的讨论变成了，腐败和不公平是有点相对的了。腐败是违法的不公平，不公平是法律允许的不公平。中国的是立法公平在前腐败在后，国外是立法不公平在前所以也就没有腐败了。

中国现在的腐败问题究竟是不是和富民政策有关，我想是有待商榷的。首先，中国现在的富民已经不是富农民了。因为作为上游产业，农产品价格的控制。以及改革开放之前对GDP比例的人为操纵。所以不是富农民政策，而中国还是农民占人口的半数以上，那么究竟中国现在是不是富民政策是可以讨论的。其次，腐败问题的制度原因。与古代不同的是中国现在不再是世界的经济中心了，那么发展中就一定面临着发展的人口分布，行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中国现在不追求古代中国的一同发展了，那么走欧洲化道路就一定面临着效率问题。而中国是没有办法进行不公平立法的，毕竟内部稳定是一个太重要的问题了。那么腐败就成了对立法不公平的一个补充机制，来实行效率问题。所以腐败是一个中性的问题了，关键在于腐败资金的流向。如果腐败的官僚可以带来资源的最优配置，那么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要大力发展和宣传腐败。如果腐败带来了资源的非有效利用那么就要大力打击了。

所以，就变成了，如果说藏富于民在古代中国是，君与民对于精英阶层，也就是官僚阶层，的双重剥削，那么腐败就是对这种剥削的一种对官僚阶层的补贴的一个补充机制。那么现代中国藏富于民的本质就变成了人民富裕，换一句话说是经济发展，而问题也就变成了经济发展与腐败的关系了。所以前后是有区别的。前者腐败是藏富于民的制度造成的。后者腐败是欧洲化道路和中国的公正立法传统的结合的产物。而且，后者不存在藏富于民的问题，是民富与腐败的问题了。

那么现代对于腐败的观点，如果用欧洲的历史来看就是，督导腐败资金的利用和走向，争取实现腐败资金的正的经济效益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而不是没有区分的对腐败的一律打击。其实，这里我要插一句的就是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的财政力量是制度执行的保证。但是如果资金不属于政府但是可以被政府引导和利用，那么其实也是可以提供对制度执行的财政保证的。所以民富和腐败的关系也就不是对立的了，而是成为了历史阶段中必要的，为达成最后不腐败和真正公平的一个必要环节了。

赫赫，以上。唉，不好意思，不知道鹏鹏提出问题的实际出发点，胡诌一通，赫赫。太多废话望指正了。也希望鹏鹏可以在进一步的质疑中让我，更清楚这个问题的实际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