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对伦敦一年里生活玩伴的回顾而对学习中的挚友置之不理的厚此薄彼，我打算在写点东西主要是我学习中的人物。

我一共参加过两个小组，第一个是和东坡，乐川，还有馨文一起的。其中，我和馨文的极度无聊，甚者有点转牛角尖的磨牙似的讨论我还曾经放到过我的博客中。不过，由于其它三位都是大牛人一级的，我们活动的主要方式就是彼此把自己写过的文章圈阅一下，呵呵。虽然受益良多，但是我们彼此的直接交往却并不多。当然，在其它活动中，比如上课，中国人一起吃饭和看电影，我们还是常常见面的。第二个小组的组员包括原创的成员Wen，Key, 勉哥（这里用M）代替。当然还有后来壮大的R, Ke, D, 和李同学。但是说到活动或者说常常厮混在一起的还是和这些原创的哥们儿。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构成了我在伦敦生活的另外四分之一（除了和两个小朋友的四分之一外，还包括我和我导师，主要是邓老师的交流以及和其他同学和朋友的四分之一，以及我自己独处的四分之一）。

文是我在这三个人中第一个有印象的。因为K和M都是中国比较研究专业的，只是和我们选修了一门同样的专业课。而文则和我都是经济史专业的，所以那第一印象也就是在EH401的第一堂课上。那天她好像迟到了，一个黑灰白大格子的长裙，一个百色的短款上衣，当然还有一双不太搭调的白色旅游鞋。她推门而入，然后悄悄地走到第三排的样子就坐。呵呵。很多次之后和文的交谈中，我都会回忆起这样的一个场景。尽管随着之后我越来越了解文，我知道这个样子和真实的她有点大相径庭，但是没有办法历史就是这样的，这个场景客观的形成了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我当时的感受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唉，为什么要穿长裙啊，可怜了女生的腿了。第二个就是和那些英国女生不一样的中国女生阿，真好，呵呵，不招摇，估计是一个学习型的。哈哈，显然在没有任何事实作依据的情况下，我产生了误判。呵呵，当然我们大家交往的日子还在后边。

K是三个人中我第二个有印象的。呵呵，其实对他的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背包和鞋。可能因为以前是在服装行业，我很喜欢观察别人的穿着。他的包包很有个性，是我也很喜欢的那种。而鞋子则是很干净的那种，一款很意大利版的旅游鞋。呵呵。我当时的判断这个男生估计是一个有点挑剔的人，而且很可能不容易让人亲近。而就在那堂课上我的这种印象被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因为他们的课堂讨论小组人员富裕，他被下放到了我这个放牛组。在开始课堂讨论的时候，他掏出了几页笔记然后发给我们。之后他就用那双周杰伦似的眼睛扫视我们，当看到我们没有反应的时候，往上一翘，说以后要交流笔记的这样我们讨论起来会比较容易。我们这群杂牌兵讪讪地看着他，心中想的就是，这么拽，今天总结发言我们就推荐你了。呵呵，果不然，他做的最后的总结发言。而他也从此再也没有脱离过他的正牌军队伍，我们也一直懒散的在课堂上充当着杂牌军的角色。呵呵。万幸的是之后我们又重新成为组员，也可以重新了解这个小男生。虽然之后的交往不会觉得他不可亲近，但是他的有点挑剔还是暴露无遗，哈哈。

M是我最后一个有第一次印象的。这个主要归功于他的迟到早退，哈哈。对于一个对LSE学习了如指掌的人，他的林林种种也算是他已有资源的一种体现吧。对M的第一印象还是从衣着，黑色的旅游鞋，水洗裤，极限运动名牌的一件外套，一副眼镜。这就是M。很有点与众不同。我见过的人中，但凡这么穿衣服的人，还都是有点特别的人。M也是。他来到我们组，我的印象就是亲切，哈哈。与文在Aston和K在UCL读本科不同，M是武汉大学毕业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他身上有着国内大学生常有的，那种与人自来熟和健谈，哈哈。而他的很多观点也体现着他南方人特有的那种风险偏好，观点有些犀利，而且很是自信。呵呵。

四个人，一个懒散混日子，两个在正规军中摸爬滚打，还有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凑在一起还挺没想到的。但这一切来的还是挺快的。第二个学期开学没多久，邓老师的三番五次的关于建立学习小组的敦促，让大家都惶惶然。他们三个已经决定组建学习小组了。而我的加入主要来自于M同学的热情。哈哈，记得第二学期开学的第二周下课，M过来和我说我们应当建立一个学习小组，我说好，他说我现在和K和W有个小组你要不要来，我说好。呵呵。说实话，当时M一找到我，我就想这么热情一个哥们，说点什么我估计都会同意的，呵呵。随即，我就再次和K同学认识了，也第N次和W同学打了招呼。呵呵。

在小组的准备会后，我的总结就是，W同学主要是来渲染气氛的，比如形势的严峻，问题的尖锐，前途的崎岖。K同学主要是组织工作，W你做什么，M你做什么，J你做什么（我的英文名字叫Julian）。M同学主要负责创意和减压的，比如还有哪些渠道哪些捷径，比如还有那些观点那些资料，比如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考试a piece of cake之类。从公司的组织结构框架上看，W是我们的宣传部长，K是我们的组织部长，M是我们的后勤部长。看得我信心满满，相信革命必将成功，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散布在第二学期尤其是假期的大会小会。让我充分认识了我们小组的本质，每次学习讨论一般不超过2个小时。之后的会后就餐很少少于2个小时。而随着小组人员的壮大，话题也越来越诡异，我的总结基本为三个问题，第一同性爱问题，第二男女情爱问题，第三中国全局情况的小道消息。大家八卦的不能再八卦了，我仿佛再次回到了我的大学时代，回想到我们外经贸的潜校训，只有更八卦没有最八卦。仿佛一下子见到亲人，急忙杀入重围中企图建功立业，突然发现这里的选手一个个不是葵花宝典比如K同学，就是独孤九剑比如M同学，而罕见的还看到了玉女心经比如W同学，我紧忙闪身，免得自己的大洪拳小洪拳给我们UIBE的师兄弟丢脸。我的感受是，面对着相对稳定的出题规律，我们组成小组解决的最大问题不是集思广益，是给每个人一种安全感。学习小组就好比一个组织，一个后方。在这种安全感的前提下，人会更加放松，这样复习效果也会更好。但是如果说它给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我并不觉得。因为我们讨论的观点不过就是老师笔记加上平时自己的阅读笔记的整理。所以，这场风风火火的学习小组运动以大家得到了一颗平静的心而告终。哈哈。

虽然在知识积累上鲜有收益，但是在人际关系上我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成果就体现在我对小组部分成员的印象的颠覆，当然指的是K和W同学，而M同学则始终保持着他旺盛的热情和大无畏的自信。W同学曾向我哭诉过她刚刚开学时那段灰色的生活。我实在无法想象，一个女孩子拖着一条骨折待愈的腿坚持着，当时我感动非常。心中暗想那是多么强烈的求知欲望阿。不过随即W同学打消了我的理想主义假想，她匡算了一节课的费用，然后痛惜的对我说，少上一节课要多少钱啊。不过，我终于可以理解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要穿长裙的原因。而之后我们曾要一起见导师W同学的服饰再次颠覆了我对她“很有一种国内读过大学的女生特有的矜持”的看法。黑色的丝袜，牛仔的短裙，水粉色丝质吊带，大波浪的头发，有点淡淡的烫伤装，一双不低于5cm的高跟鞋。一个活脱脱的，和她本来经历相符合的，长期留英的女生的形象。凭借着我30年的阅历，我没有表现出惊诧，只是偷偷在心里惊诧了一下，然后和她堂皇自然的去找邓老师。所以W是一个爱美也很fashion的女孩子。

某年某月某日，我一边在找毕业论文的数据一边挂在MSN上。一个跳跃的身影在我的好友栏出现，“明天有空吗？”看着平时有点高傲的K同学开口，小的急忙狗腿的说“没事，没事”。 “过来帮我搬家吧”“好的好的”。之后那个鲜活的小人变成了灰色。而我不停地在心头怒骂自己，狗腿，太狗腿了，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第二天是个好天，天气很晴朗，天很蓝，云彩的不见，阳光很明媚，风的有。开门的是一个头发有点蓬乱，脸色不均匀，一个大T吊在身上，一个大短裤的男生，我心里揉了揉眼睛，哦，是K。他抱怨着，“来这么早，我还没有洗脸”。我只好傻笑着寻找早到的理由。K的一个转身中我突然发现什么地方白光一亮，寻觅寻觅。原来K的短裤后边一个长长的开口。我心里还在想，这个也太潮了吧，当年身材那么好的哥哥我也就是穿穿透明装，露股装我都没敢。哎，可能这就是这个哥哥的Style吧。佛祖念5遍，当作眼前什么也没看见。我们装箱，上出租车，去新寝室，入住，再搬。两趟之后基本搞定。而K约好的朋友也来了。我们一起去吃午饭，呵呵，我要了素面，呵呵。酒足饭饱之后，返程。那个姐姐，走在K的后边突然发难。K阿，你的短裤烂掉了阿。K反问到“很大吗？”无语，我这时才意识到我们的k 同学不是这个style或者说是误打误撞变成了这个style的。心中狂笑，表面要矜持。我们三个频频点头。当K回头一看时，他迅速窜红的脸颊印证了我们的结论。哎，可怜的小K阿，阿里路亚！事情有很多，不过就这么一点点小事情就能看出我当初对他不容易亲近的看法是不对的。他不过就是有点小小的乖张，骨子里还是需要人宠爱甚至有点羞涩的小男生。哈哈。

哎，让我头疼的M同学，不是他不够有特点，也不是我们私交太少。他的观点常常会十分出挑。而且他已经掌握的西方学术逻辑的精髓，用部分事实得出不同结论，提供新的视角。这是远远区别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企图占有全部事实，企图得出真理的治学思想。而这些在他身上的体现就是他对问题的看法，常常也会旁逸斜出，不走寻常路。说到私交，每次吃过饭之后我们两个人都要走一段回家，偶尔还会在去酒吧小酌一下。而在图书馆的不期而遇也会占用我们大部头的时间用来扯皮。不过M同学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太典型的大学同学了。很多时候我们的对一些潜在预期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的做事节奏也是十分一致的。而他的这些行为习惯，和言谈举止反倒让我没有办法一下子刻画了。在英国那么不同的一个人，在中国却成为了一大类人的典型代表。这就把原本应当是我胡乱涂抹的一个小东西，变成了一个形象群的大文章了。我深感自己的笔力不足，也感到力不从心。暂且在这里把M给我的很多印象放下。也许以后我要写小说，那时候我想M的形象一定会被呈现出来的。5555

文章到这里是要结束了，好像我在对我在Northumberland的生活的回忆时说的一样。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在我心头都会历历在目，但是我还是打算拿出一丁点有意思的小玩意来说说，因为这就够了。我还要说的就是感谢w同学为了我的论文最后还在伦敦为我着急上火，甚至四处求人帮忙。感谢K同学和W同学给我美好的最后一餐，以及K同学常常给我机会让我体会了在伦敦少有的几次羽毛球运动。感谢M同学还是要赶来看看我嘱咐我两句。我不是一个大人物，但是我的朋友对我的态度却让我有一种是大人物的错觉。记得人说过“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说的人间离苦随遇而安，缘。我觉得里面还有点禅机。人生的舞台中，有太多的人来去匆匆，我想不论怎样，不论当初是否相识，之后是否还联系，曾经擦肩而过就已经是缘分了。所以这段话里还说了一个佛家的空的问题。说到底人与人，不过就是缘在相逢，最后皆空。但是我想就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努力的营造了我们相逢时的美好时光和友谊，这就是人生的一种快乐。我很享受生活，但我获得的这一切，我要感谢我的生命过往中的每一个朋友。当然要感谢W，K和M。最后祝W早日找到一份超好的工作，然后找到你超爱而且超爱你的爱人！祝K同学事业有成，万事如意啦，呵呵早日找到真正既懂得欣赏你也懂得疼爱你的女生，哈哈！祝M同学学业有成，新婚幸福，呵呵，遥祝LSE博士学成之后大展宏图了！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忘记一些事情和一些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很适合学习历史，但是也必然会很疲惫的活着。刘秀见同学的睡一觉就都忘了的理论在我这里一点都不适用。我最近常常梦见一些人，对我毫无价值的人。我惊叹于自己的好记忆，更惊叹于自己就此被浪费了的大量的脑空间。

并不是所有的，但是我常常会记得一些小事情。但是往往在和朋友说起时，在他们的瞠目结舌中我感到很没趣。我会这样的记住，但是却也会被朋友那么轻易的忘记。我至今还记得我手上的每一块疤痕的来历，但是使他们产生的主人去早就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有一天我睡不着就躺在床上数着我的小学开始的同学。小学同学我只能记住40几个了，初中的，高中的几乎都记得，大学的是一个都没有忘。数过之后觉得自己的无聊。然后再次嗤笑了自己的浪费脑细胞的行为。

不过，没有办法如果真正闯入我的生活的，真正刻入我记忆的我真的没有办法忘记。虽然我可以暂时不在意，但是我却没有办法抹去。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喜欢写日记，我发现如果我记录下一样东西，我就十分容易遗忘一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记录下来了，我会有一种安全感，然后大脑就会慢慢遗忘这些东西。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不是很喜欢把自己真正放在心里的东西写下来。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都受着自我情感的困扰。对于我还没有办法比较平静看待的东西我也不喜欢记录下来，因为那往往就不是事情的根本面貌。当然这些也就往决定了，我的笔触往往十分的寡淡。很多人会说，没有一点意思。但是这样我才觉得我可以比较安慰的对自己说，我没有夸大其词。

07年9月的时候我离开诺丁汉来到伦敦。我始终记得我第一次搬进northumberland的情景和心情。司机好像故意的给我绕路了，因为他从南面开到了北面，然后又从北面绕回到南边的宿舍。也正是因为这样，在我给他小费的时候他很是不好意思。不过，当经过大笨钟，和泰晤士河的时候，我心中感觉到的就是一种畅快。我想一个名牌的学校，应当由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学设备，最好的地段，最好的住宿条件。而LSE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那天我是在伦敦眼后边的日本餐厅吃的。我喝了两瓶朝日啤酒，花了28镑。由于提前住进了宿舍，我并没有马上被安排到我的房间，而是在一周之后才搬到我和我印度室友的房间。而在搬家之前我认识了两个在未来的一年伦敦生活中的好朋友，Luisa 和Lisa。那是一次我们所在宿舍组织的去大英博物馆的活动，我保持我一贯的不主动与生人交谈的习惯，默默地跟着大部队。到了大英博物馆的正门之后，突然遇见了我的MBA同学，来自东京的Aki，太兴奋了。因为写论文，我们有三个月没有见面了。当得知她晚上回日本了，我想和她照张像。而就是这样我认识的Luisa 和Lisa，当时她们两个厮混在一起。

据后来Luisa 的回忆，她们两个一直以为我是韩国人。我记得我是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小西服，不过对我是韩国人的误判，我还是有点耿耿于怀。而这次接触也简单得很，我说能帮我找张相吗，而她们则是答应了。最后照片是Luisa的作品。

搬家的那天，乱的很。整体的感觉就是累。我搬上搬下的跑了5次才算把东西搞定。在我的室友Akshat也搬进来不一会。门外就有敲门声。是一个来自美国的印度裔小帅哥，Tom和他的室友在匈牙利长大的华人Jashon.我住在310，他们住在312，我们和311的兄弟一起住在一个拐角。看来我们是邻居了。在我们相互寒暄的时候，311的门打开了，我遇到了我未来一年中另外的一个重要的朋友Rex。刚刚见面的时候，他总是怯生生的。看到我了，他的眼睛一亮，感觉好像嘎朗台看到了金子一样。我有一种危险的感觉，他说，你是中国人吧。我说恩，然后互作自我介绍。等大家都回到寝室没一会儿，Rex同学敲门，然后转进我的屋子里。问我在哪里吃，然后对以后吃饭的打算。我善意的回绝了，我原本打算是要一个人默默地过完这一年的。不过没有想到，这个决定仅仅维持了60几个小时就宣告结束。而这其中，Luisa同学在三楼的出现，以及Rex同学的五次三番到我的房间和我座谈都成为了最后这一改变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这段日子实在是离我太近，我感觉我能记住每一个细节。所以不打算把这些都写下来，因为那样太浪费我的时间，更浪费我的手指。

第一次无语，是和小R同学去吃饭。我去找他，发现他床还挺干净的。我很狗腿的表扬了他一句说，嗯，真干净。小R同学急剧疯狂的说，等会儿，我说，干嘛？他说，我要打给电话给我妈先，我说，哦。他补来一句，告诉她有人表扬我的床干净。当时，我头上黑线无数，额角出汗，唉，无语。

第一次吃饭，我做的红烧肉，唉，颜色实在是不敢恭维，然后炸了一个春卷。就这样还被周围的小朋友们夸奖为有做饭的天赋。望着一顺水不超过21岁的娃娃们，我真的很无语。而Rex在第一次聚餐的时候做出了一个经典菜，炒土豆丝，效果参见麦当劳的炸薯条，不论是粗细还是过油之后的视觉冲击都极其相似。虽然若干月后，小R同学厨艺突飞猛进，但是我们还是常常把这道菜当作谈资，作为打压他气焰的一柄利器。

第一次笑场，忘记具体是一起吃饭后的第几天了，反正超不过三天。Luisa同学说，像我们小少女————————云云，我和小R濒临崩溃。而也就是从此开始小L同学的语言成为我和小R的关注对象，而小L同学也自然成为了我们的主要轰炸对象。而小L同学居然也没有让我们失望，之后的·我是人与自然最完美的结合·令场上笑声的分贝数一路高开，而关注下一代汉语使用问题也使我和小R同学每天处心积虑。

第一次见到劳拉。劳拉是小R同学在牛津的女朋友。第一次见，是我们的一个party,可以带家属的那种。劳拉的突然出现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我记得当时只会说，你好，你好，我叫————，是吗，呵呵，常常听小R提起你，云云。望着小R同学牛气的神情，我不禁又要小腹底的说，小R你好棒啊！！唉，心中呕吐了50次。

到这里，我们的3+1阵形基本形成。而劳拉的出现，让小R同学的行踪越发的扑朔迷离。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哪天在伦敦，哪天在牛津。而他不在的日子里，他的所作所为也成为我和小L同学的主要谈资。我们一边夸夸其谈，一边心中默默祈祷，小R同学阿可千万不要总打喷嚏阿。

我们三个的分工是，我基本是主勺，当然这种情况在最后的两三个月里有所改进。小R基本上是一个开拓者，但凡是我们没有把握的菜都是他来尝试。小L同学号称史上刷碗最佳，总是在我们吃过饭后用最少的洗涤液洗出最干净的碗筷。

小R的心情。小R同学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人，敏感度直逼我的记录。而他的心情也就因此，总是在飘摇。而他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不喜欢倾诉。他可以和你打屁，但是关于隐私他是基本禁口的。所以，我们要细心的观察才能很好的配合他。这一点我做的十分不好，一方面是因为我有太多的书要读，一方面是我觉得男孩子都要在痛苦中成长的，当然还有一方面就是小L同学往往会找出症结。不过我少有的发发慈悲关注一下小R同学，就是那天下午发现他有点蔫，唉，这位哥哥（第一个哥请发三声，音同葛，第二个哥请发二声，音同格），又逃了一节课，好像在徘徊，又想在寻找新的开始。情绪十分的不定，注意力也在游离。我原本打算出去买菜的。不过，听他说了之前去买衣服却没有买到，我就自报奋勇甘当陪逛。随着商店一家家光顾，话题一点点渗透。小R同学终于在脸上出现一点阳光的颜色。我的心中也稍安。没想到回家之后还被小L同学训斥，说我们两个偷偷跑了，把她一人留下。555，我给我自己掬一把眼泪先。那天吃的是Pissa.唉，难吃的很。说到这里我还要补充的就是小R同学是狮子座，但是我和小L的结论就是他绝对是一只小小的可爱的像小猫小狗一样的小狮子，或者狮子仔。唉，可怜的小R同学，我们多么不希望你长大，变得不再讨人欢心。

小L的心情。如果说小R是敏感的，那么小L是理性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她的情绪就永远是稳定的。每当她用自己的逻辑看不到未来的时候，她也是会伤心，会痛苦，会流泪的。那时候我和小R常常会想，女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就她少年成长问题，父母关注问题，未来婚姻问题，职业规划问题，还有远景规划的盖高楼问题，我和小R都会痛并快乐着。拍着笑锝喘不过气来的胸口，我们只能坚强的忍受痛苦。而，如果小L同学真的到了极限，我们会把后妈脸一抹，变成爱心大姐姐一号，和爱心大姐姐二号，苦苦规劝她。列举出溺爱的缺点，父母疼爱带来的过分依赖，结婚之后的烦恼，非会计职业的过分感性性，以及敢于敞开自己的生活给圣洁月亮的勇气和独特审美。这个时候是最痛苦的，每次回到房里我都要再给自己疗伤，人说最大的伤害来自于内伤。顺便说一句，小L同学是天平座，唉，典型的天平座阿。

第二次无语，唉，可能是我老了，或者我真的跟不上时代了。当小R同学叫我宝贝儿的时候，我真是百感交集，感触良多。那一晚我真的没有睡好，从毛主席思想，到小平的理论。从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到佛教的心字头上一把刀。我思过去，展未来，最后的结论是，要按照与时俱进的精神，迎头赶上。本着更高，更远，更强的奥运精神，接受新鲜事物。所以从那之后，宝贝儿，成为了我对很多兄弟的称呼。而我的人生价值也提升的一个新的高度：宁愿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别人可以不叫我宝贝儿，我却万万不能不叫别人宝贝儿。只是从这之后，我们家的几头饭量都有见长的趋势，据说主要原因是胃酸增加。

第二个炒菜的巅峰之作。原本以为R式土豆丝，已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想到，我只猜到了开始没有猜到结局。小L同志再创新高，推出了一到靓汤，传说中的苏汇汤。原本我和小R还打算上前帮忙，没想到L同志相当自信的说，这个交给我，没问题，我做过，上次做那是相当好吃。幸亏我和小R本着对同志的热情尊重，对同志的承诺信任的准则，否则小L同学也不会做出这震烁古今，后人再也无法超越的收山力作。土豆基本没熟，整道菜基本没味。倘若仅仅是这些也不足为奇，只是配合这小L整个做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信心，勇气，和那种坚决，我和小R同学实在是没有办法平静我们的心情。在这样一个全世界都节能省电的大环境下，小L同学愣是活生生的耗费了水，耗费了电，耗费了时间，耗费了生命，最为关键的是耗费了大量的土豆和胡萝卜。而这些曾被付出了辛勤劳动，被给予了厚望的成果，被我们直接扔入了不可回收垃圾箱。

没有怎么开始的草草收场。昨天还在寒暄着彼此的个人简历，今天想想我们已经分开3个多月了。时间就是这么快。在最后的日子里，连一贯向牛津一路狂奔的小R同学都稳稳当当的在伦敦，和我们夜游。连着两天夜游，然后是温莎城堡之行把这一切推上了极至。我们可能本该早就遵循的生活模式，结果在最后要分手的时候才刚刚开始。也许小R和小L还有机会，毕竟他们还有2年的本科生涯，不过我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起码没有这样的和他们一起出游的机会了。6月小R要和劳拉飞美国，小L要回沈阳。而我则要到8月才回北京。

去了白金汉宫的广场，去了伦敦桥，去了伊顿公学。原本以为的第二天的草草的和小L的告别，因为她表哥对伦敦交通状况的误判，变成了一个有点戏剧性的结局。一切和我预计的一样，我和小R去Gatwick机场送站。回来的时候两个人都很累，但是都觉得好像就这样了还有点不爽。于是不要命的又跑了一趟UCL。累得要死，也没有什么兴致。不过两个人的装傻充愣，还有拌嘴还是把空间填满了。等小R真的和劳拉对我说拜拜的时候，我心里才真的有点不好受。一个小男生，要带着女朋友去美国，不知道他那瘦小的肩膀能不能抗下这一切，和他们的未来。与理性独立的小L相比，这个感性有点喜欢粘人的小弟弟更让我有点不放心。但是，也好，要成为男人都是要打拚过的，我们不都是需要经历这一切吗？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都已经不在英国了，但是，我却还是喜欢选择8月24日我离开英国的日子作为我们彻底散伙的日子。可能是因为我的伦敦生活本身就没有办法和他们剥离开来。而也只有我的伦敦生活结束了，也才宣告着我们一起渡过的那段生活的结束吧。不然即使我一个人走在伦敦的街头，我还是会用我们三个人的足迹作标尺，哪些地方是我们一起去过的，哪些则没有。

我不是一个长情的人，尽管我以前经常标榜我自己是。也许正如我开始说的，写过了这些之后我就会很快遗忘了这些事和这些感觉。但是我想还好的是，我把这些杂七杂八的仿佛列提纲一样的捡出了那么百之一二，如果我真的忘记了，当我回头看这提纲的时候，它还是会提醒我那段日子，和那段情感。

8月末，紧赶慢赶的在奥运会闭幕式的那天晚上坐上飞机，回北京。一路没有睡好，准确地说是没有睡。我旁边的小女生感觉几乎已经睡死了，而我却没有一点睡意。不舒服的靠背，不平静的心情，很多不清楚的情绪。总之，我没有办法睡觉。只能在熄了灯的机舱中，睁着眼睛。想着的除了过往的种种，还有的就是回家之后的美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满心期待竟然伴随着兴趣缺缺。期待的是回家，但是每一个回家的符号都不足以挑起我的兴趣。

Lisa回国之后曾经写信给我说，走在北京的街头并没有感受到在伦敦时曾经以为的那种回国之后的满心兴奋和不同。我不知道，我以为的和我将会以为的会不会和她一样。在经历了眼睛酸痛和大脑皮层的极度兴奋的10个小时左右的折磨后，飞机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号登机楼降落。我听鹏鹏提起过，这个被国人赞誉有加的新建筑。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眼中她并没有和很多国际机场有太多的不同。如果说她的不同那么我想主要是源自于老机场的破旧，而不是新机场本身的簇新。

热，是我下飞机之后的第一个感受。没有第一次从日本回来时候的那种企图亲吻土地的冲动，但是感动还是有的。伴随着汗水，踏实地踩在自己的国土上。天有点发白，阳光被一层尘雾笼罩着并不耀眼。但是，那纱罩并没有阻挡住炎热，反倒好像把我们包裹住，使人越发的不自在。但这就是那个我熟悉的北京了。那个我们开玩笑的时候常常说到的，提供着魔鬼生存训练的地方。

领了行李出来，看到的是鹏鹏，桃子，还有扬扬。鹏鹏和桃子是已经说好的了，不过扬扬能够接我还是超出了我的意外。一路闲侃，仿佛我没有离开过。然后，打车，到新家，卖菜，等武军，等江峰，吃火锅。从下飞机开始一切都是热热闹闹的。之后还是紧张的安排，不停的见人，吃饭，送鹏鹏去美国，见了诺丁汉的老曹和糖小糖同学，见了在银监会实习的sherry，见了最后决定去斯坦福的北大李同学。然后回家，见爸妈。和四姨老姨家吃的饭，和老爸同事吃的饭，去姥姥家住了一晚，和关姨唐姨吃的饭，和赵姨贺姨吃的饭。回去仅仅一个星期，但是却不停的不停的见人吃饭。一周后我赶回北京。和扬扬，还有张同学在家里吃的火锅。终于给主席补办了陪桃子去的雍和宫然后在城隍庙解决了肚子问题。去亦家买了衣架，解决了我的衣服摆放问题。准备周六的四大校招聘会。

周六的招聘会与其说是招聘会更像是一个同学聚会，很多熟人再次相见格外亲切。看到了一直想联系的Lisa，江同学。意外的遇见了牛津的陈同学，当然还有就是看到了后来一起搬到Sidney Webb住的李同学还有孟同学。新认识了Oliver 同学，和一位小美女。咨询了摩根斯坦利，瑞银，普华和世美。投出一份简历，心中还是有点暗喜，昨天的作业没有白做。晚上送走了Sherry。挺可惜的没能送Lisa还有和陈同学吃饭。

准备着，准备着，中秋来了。军儿和江峰都到了，加上扬扬，我们四个准备了丰盛的大餐，赫赫，没想到，回国之后还可以轮到我掌勺。赫赫。江峰到了的时候，那件T实在是令人发指。我给我老婆找了我的一件换上。吃饭的时候发现他居然用了一个超大牌的钱包：IBM。晚上除了扬扬，我们三个去东方新天地消食的时候，和军儿提前送了他礼物，一件sisley的T和这个牌子的钱包。

周二的时候，桃子非说还没有给我接风呢，结果连着送我们去福州的饭一并吃了。哎，便宜了这个家伙。周三起个大早启程去福州。下了飞机发现居然34度，哎，有点怀念北京了。福州算山城了，路很窄，植被不是很好，但是还是很有味道。有点富岗的味道，不过，可能因为我是冬天到的富岗，福州并没有留给我比富岗更适合生活的印象。

美食，狂吃，我在伦敦节食一个月的成果一丁点也看不到了。低头几乎看不到脚趾，我在心中暗暗盘算，回去了要减肥了。咸蛋苦瓜，清炒地瓜叶，荔枝肉，翡翠活虾，破店的蹄膀，炸游龙，龟苓膏，油豆腐，蒸饺，辣白菜锅，炸牛蒡，烤咸肉金针菇卷，清蒸鱼，鱼丸，雪津冰啤和雪津纯生，哎实在是太多的好吃的。不单单是很多东西没有在北京尝试过，还有的就是味道实在是很不同。清爽的很。

玩的地方反倒没有去很多，看了开元寺，文庙，林居民故居，冰心故居，路过高士其故居，张杰故居。由于三坊七巷在拆迁，没有看全，或者说没有看到什么。但是我们看到了其中的残垣断壁，看到了那南方巷子文化的影子。高跷的檐角，白墙乌瓦，木质的跷楼，大树下坐在竹椅上的闲聊的大妈，还有在巷子中慵懒的晒着太阳的小狗，这一切就是南方吧。只可惜没有了，默默地流水，不然我想绍兴我是不需要去了。

除了这南国风情之外，还有就是我惊讶于福州人的普通话和他们的那种亲切。我们没有一丁点的生疏感。在这里，有的是服务小姐们善意的笑容，灵动的眼神，和太多热情的提示。我可以坦诚布公的说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而她们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会推荐最便宜好吃地道的菜肴给我们。而在寻找饭店，目标的时候，有一个大姐竟毫不犹豫地说，我送你们过去吧。这种亲切是没有办法不打动我们的。而当我们匆匆离走的时候，我一进城就看到的那个城市标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也才开始品出些味道。

坐在返程的飞机上，我心中想的最多的，就是在北方的恢宏和南方的灵气。南方的建筑更为的精致，但是却绝不夸张，处处见到的是精简，实用。固然没有了北方建筑的雄伟，却也没有了那虚华。而那种小巧却依然疏朗的感觉，让我更深刻的体会了中国国学中的很多意向。比如变通，比如完备，比如中庸，比如务实。

福州之行在一场皇皇然的机场纪念品采购中落下帷幕。当回到北京时，我不禁又大喊着，就算死也要死在北京。虽然太多城市可以给我营养，新鲜和美感，但是这一进北京的舒坦，踏实却是哪里也给不了的。而更为北京加分的是早晚的凉风。晚上，扬扬，江峰，军儿，我和张同学，喝的白粥，吃的是小菜和我从福州带回来的肉松。鲜美的一塌糊涂，我居然喝了四大碗。哎，撑得我坐立不安，发誓明天晚上开始一定减肥，555，因为军儿说明天中午还要请我吃饭。

逛了逛王府井书店，买了几本考古学的书，主要是因为和历史有关。然后买了一本字典，我原来的那一本扔在了英国。然后狂奔向前门进发。到了之后发现居然全聚德和都一处都门庭若市。只好灰灰的考虑去最便宜之北疆。经过一个早晨的无米和无水的洗礼，我和军儿几乎晕阙。终于在一息尚存的时候来到了北疆。最终以76元人民币搞定午饭。也终于，就此开启了我的新一轮减肥计划。

题记

这段时间特别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写毕业论文，一个是开始准备找工作，还有一个就是在忙着在北京找房子还有落户北京的事情。找房子还是靠着国内的朋友洋洋和桃子帮我最后搞定的，赫赫。当然之前鹏鹏还有军儿也都不停的帮我忙活，赫赫。这里谢了。找工作，主要还是靠自己，当然朋友也有好多建议。其中最多的就是给我打气的，说没问题一定可以找到的。赫赫，这里也都谢了。写论文是没有办法的，只好自己努力了。赫赫。

写这个题目主要是因为我在校内网上又有两个朋友加我，我想主要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因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这个名头。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特别饶舌的人，不过在这个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办法像网上咨询一样帮那些朋友一一解答关于那个名头的问题。所以这里写下关于这个话题的一点文字，作为对那些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尤其是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系感兴趣的朋友的一点谢礼。以及对我无能为力这一事实抱歉的一点小礼物。希望那些朋友可以因此对我表示理解，并且继续和我保持联系。以上。

另外说明的就是文中有大量的引用和对英文文献包括网络资源的援引，按照学术传统我应当一一提示，或者在附注中，或者在文章后面的文献参考中。由于时间紧迫，我暂时不做提示，等我忙过之后一定一一标明。预计会在2008年9月20日以前完成。所以2008年9月20日以前的文字，并没有遵照学术传统来，对此请大家见谅。

正文

简单的介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SE）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SE），属于世界顶级大学之一。在社会科学类始终把持着前三的地位。与之可以抗衡的只有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在最近的排行榜上超过了LSE。不过一次两次的超过并不代表从历史角度上看的抗衡。所以可以说，除了美国哈佛大学没有一所大学在社科领域出乎其右。

很多来到LSE的同学常常会抱怨着这所学校有点名不副实，这需要从中国教育，美国教育，以及英国教育本身说起。英国和中国教育各执两端，美国在中间。所以中国学生刚到英国会十分不适应，或者说可以考一个高分，但是学到的东西却不多。比较美国，因为与中国教育更为相似，所以即使比LSE差的学校也会更有裨益。所以，这里我想提醒所有来LSE读书的同学要想学到更多的东西需要事先了解英国教育系统和传统本身。这会对你的学习有太多的好处了。英国的教育是天才式教育。所谓天才式教育就是老师假设每一个学生为天才，所以他从来不会主动管你怎么学习，或者学什么。而且你提出的任何问题，任何想法他们也都会积极思考，因为他们会认为那是天才的想法。所以在英国教育中学生必须扮演着十分十分主动的角色，否则，一定是由学习变成了混文凭。中国的教育更像是职业教育，因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出拥有着行业规范的标准知识。这个时候老师是绝对的主导，他来规范知识的范围，层次，以及诠释行业规范。美国的教育在中间，是一个老师和学生一起作主的教育。学生有一定的自由但是老师还是有相当的指导的。

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说，难怪美国教育是最强悍的，其实，我想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你真的是天才，那么我想还是英国教育最为适合。或者说你是一个十分有自己目标，对人生十分有想法的人那么英国的教育也是最合适的。如果你是一个就是想学一门本事，然后好好工作，并且不喜欢做决定的人，那么我想中国教育最为合适。如果你是一个尚未确定自己职业或者人生方向的人的话，那么我想美国式教育最为合适。因为你可以有一定自由，同时享受一定的指导。只是这“一定”，并不一定就是最佳的程度或者组合。对于任何一个已经决定留英的同学，请准备好比国内同学和留美同学更为主动的态度吧。因为只有这样你才可能获得的更多。赫赫。

很多人说，这些都是一些玄而又玄的东西。那么我就说一点实际的。作为一所英国大学，LSE对于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学生要求没有美国top10大学那么严格，表现在对于语言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比如有相当的专业不要求GRE或者GMAT。不过这里我想要说的就是，一定不要抱着可以不考语言就读一所和美国大学相当的学校的赚了的心态。因为，来到这里你就会发现，太多的美国同学就是美国top10毕业的。如果你想毕业和人家一样学有所成的话，那么没有话说，你可以不考那些语言成绩，但是你要具备同等的能力。实际上省的不是语言水平，只是参加考试的那几千块钱。当然，如前所述，英国教育本身是可以混的，所以这种较低的门槛也可能成为混文凭的温床。

除了好处之外，还要说的就是坏处。LSE的硕士是一年，所以除非你可以用发表的文章证明你的学术水平，申请美国大学的博士的时候，往往需要比北美毕业的同学加一年的研究生学习。而且，因为只有一年，所以最近在中国也往往对留英硕士的能力有所非议。这些都是事实。不过不论应聘也好的找工作，对于再留美也好的做学问，最后都是用实力说话。说实话，正常的学习，一年是完全够了的。很多中国学生会觉得一年不够，说到底不是因为学校的水平或者英国的教育制度，是因为自己本身的英语基础，专心程度和学习态度问题。如果可以抱着一个课题来，在学习的过程中思考一年，那么可以说LSE的一年硕士和美国top10的两年硕士没有任何区别。

以上主要说到是LSE和美国学校的比较，我的个人结论是LSE拥有着绝对的美国top10水平，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从学校里1/3来自北美的学生数就是最为直接的反应。班级里面往往会有毕业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同学。而且还常常会有来自芝加哥大学和杜克大学的交换生和你上同一门课。

LSE在英国的地位是超然的。可以说除了牛津和剑桥。有很多人往往会说四大校，也就是还加上帝国理工。不过但凡留英的学生都会知道，如果仅仅按照本科生的录取情况作为一个学校声誉和实力的标尺的话，那么帝国理工也是没有办法和LSE相抗衡的。所以还是回到开始的那句除了牛津和剑桥。

谈完了比较，我谈一点LSE特有的东西。LSE地处伦敦中心。这一点可能没有一个大学可以相比美，即使身处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如果你可以申请到Northumberland的宿舍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你有机会在世界仅有的两三个可以称为世界中心的城市的中心生活。大笨钟，英国国会，白金汉宫，国家艺术馆，各国大使馆，伦敦眼，英国各大部委，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会把你团团围住。你天天穿行在的就是游人占了大半的世界中心之一。这里是了解英国，了解中国之外的西方文明的最好的地方。

除此之外，可以说LSE有着丰富的图书资源。我来这里快一年了，还从来没有一本书我在图书馆找不到的。因为LSE作为伦敦大学的一部分，你除了可以到全世界最大的社科类图书馆：LSE图书馆查阅资料以外。你还可以免费去伦敦大学总部，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国王学院，伦敦亚非研究中心区查阅资料。亚非研究中心的四库全书，各种佛教和道教经典，以及历史典籍，古人文献会让你流连忘返的。

LSE特有的平民风。作为英国三大（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之一，伦敦大学办校的宗旨就是为平民办学。这一点也是LSE与牛剑相比十分鲜明的一点。牛剑是时刻都要提醒你你是作为高人一等的人。而LSE时刻都告诉你我们是拥有着高智商的平民。这里没有茵茵绿草，没有悠悠河水。学校小的常常让很多人不太相信这就是一所世界顶级大学。不过这就是平民之风，用有限的资源生活。就是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出了1/6的英国议员，其他的5/6左右的议员几乎来自牛剑。这就是LSE。如果用今天我们的效率来看，LSE就是一所最有效率的教育机构。这里没有慵懒，没有宽裕。这里有的就是紧凑，追赶，和为了生存必须有的抗争。如果你是一个有着十足的上进心，有着十分积极心态的人，而且你就来LSE。这个年轻的学校里面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LSE的经济史

从最为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她属于实证分析研究方向的经济学。当然从她创生来说，她更为偏向历史。这里我不得不说一下LSE的校训：Rerum cognoscere causas， 了解万物发生的缘故。这其实也正是费边主义的精髓。（由于LSE是费边学社的成员创建，这一点上她牢牢地打上了怀疑主义的烙印。）而这句话的另一个含义就是除了万物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预测的。也就是除了事实没有任何未来我们可以预测。这个时候也就是回到了我们经济史本身的学科基本思想，或者说历史的基本思想。我们研究的就是解释过去，解释存在的事实发生的原因，发生的顺序的原因。尽管经济学作为LSE的镇校之宝多年，与这所学校的灵魂最为契合的却是经济史系的治学思想。而经济史也是LSE创建的时候的核心学科之一。

当然也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史这个学科。既然是以发生的事实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很自然的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发展轨迹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都是我们研究的课题。那么我们很多时候也可以划归到发展经济学中的。但是不同的是，我们不预测未来。也就是我们的结论不是为了指导未来的发展方向。预测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在于解释过去。而这也正是这门学科的魅力所在，因为她有太广阔的平台。发生过的任何事情都可能作为对经济影响的变量，包括哲学，文化，科技，军事，天气，人口，地理，动植物资源，心理学。发生过的都是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的。那浩渺的历史蕴藏着太多宝藏需要我们去一一寻找然后呈现给世人。同经济学相比，我们是十分确定宝藏的存在性。而经济学家常常会对最后事实证明了不可能的事情大动脑筋。

经济史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大学是在1876年的剑桥大学的试卷里。1878年Rev. William Cunningham回到剑桥大学，然后与1882年发表了一个部经济史小册子，名字是英国工商业的增长。而在1881 到1882年Arnold Toynbee也开始在牛津大学作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讲座。伴随着1895年LSE的建成，经济史也作为这个学校的学术中心学科被确立。Rev. William Cunningham被从剑桥大学请到了LSE执教。同时在LSE执教经济史的还有原来的导师W.A.S. Hewins。LSE的Lilian Tomn在1904年年初成为英国大学中第一个全职执教经济史的教师。第二个全职经济史教师是，1905到1908年之间的来自曼彻斯特大学的H. O. Meredith。第三个是牛津大学的L.L. Price，第四个是爱丁堡大学的George Unwin。

Lilian Knowles于1907年在LSE被评为经济史副教授，也是英国所有大学中第一个经济史副教授。英国第二个经济史副教授是1909年牛津大学的Price。而第一个教授席位是则是LSE的Knowles。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济史这个学科在四所大学中得到了完善的发展：剑桥大学，牛津大学，LSE，和曼彻斯特大学。

伴随着经济史学创建者的老化和英年早逝，20世纪20年代后期，经济史第一本杂志的创刊的任务落在了Eileen Power，R.H. Tawney， 和E. Lipson。正是这三位创建了经济史学社和创刊了《经济史回顾》。其中前两者均执教于LSE。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来自牛津大学的E. Lipson没有前两者那样风头正劲，但是作为经济史学社和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仍然值得我们尊敬。而为了纪念Tawney的功绩，LSE的Tawney学社也就是经济史学社的新名字。作为在LSE经济史系的所有全职学生也都自动成为这个学社的会员。

经济史学社的年会在1950年以前一直在LSE召开，从1950年开始第一次在其他学校召开。那一年是在伯明翰大学。从建社以来的主席如下表。其中Tawney，Ashton，Postan，Carus-Wilson，Sayers，Fisher，Barket，Wrigley，和O’Brien都曾执教于LSE。我十分有幸，在这一年中曾师从于O’Brien，研究工业革命与中国宋代的比较。的确是大师级的人物。由于课程十分辛苦，选这门课的只有三个人。O’Brien就和我们商量，最后转为牛剑式的小班讨论式教学。老师讲三堂课，学生每人讲两堂课。所谓讲就是把自己对相关课题的理解说一下，在说的过程中其他三个人把自己的疑惑或者觉得可以发展得部分提出来。已经是大师级的O’Brien在听我讲中国佛教和道家思想的比较以及对中国科技和经济影响的时候还是十分的专心并且不时记笔记，提问。他十分谦和，很少用自己的观点左右别人。不过也的确能够看到大师的一面。在他面前没有什么人是不可以讨论的。我们提到诺斯或者琼斯的时候常常有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不过这些人的观点在大师的嘴中就显得格外俏皮。而且O’Brien的观点常常是高屋建瓴的，比如科技问题的讨论，他的深度就是科技究竟算一种世界观，一种宗教，还是单纯的是知识本身，科学与技术的深刻区别，对于工业革命来说究竟影响它的是科学还是技术等等。牛顿的价值，历史任务和事件当时的价值和之后的价值，以及这些变化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真的有点恼火自己的英语水平，恨不得把先生每一句话背后的意义都听出来，记住。那段学习经历是十分开心的，也是充实的。

 

1926-27                         Sir William Ashley

1927-40                         W.R. Scott

1940-46                Sir John Clapham

1946-60                         R.H. Tawney

1960-63                         T.S. Ashton

1963-66                         Sir Michael Postan

1966-69                         E.M. Carus-Wilson

1969-72                         W.H.B. Court

1972-74                         R.S. Sayers

1974-77                         F.J. Fisher

1977-80                         S.G. Checkland

1980-83                         M.W. Flinn

1983-86                         F.M.L. Thompson

1986-89                         T.C. Barker

1989-92                         P. Mathias

1992-95                         B.E. Supple

1995-98                         Sir Tony Wrigley

1998-2001            P.K. O’Brien

可以说在整个经济学史上LSE的表现为学习增添了很多乐趣。上课的时候老师常常说到的就是“提出这个理论的人后来和我说---”, “那个谁谁就是在这里写了一篇论文后来得了诺贝尔的”，“孙中山就是在旁边的那个巷子里面被派来的特务抓到的”“虽然某某认为是这样的，但是我认为————”，等等。所以学习起来整个气氛不是由下往上的学习大师的理论，更像是与书中的大师进行平辈之间的探讨。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去积极地思考。而且，严肃地课堂也会因为一些名人轶事变得轻松很多。

除了大师云集之外，还有的就是这里多元化的教师和学生资源使这里有更多有趣的课题和方向供你选择。由于LSE的教师十分国际化，所以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西欧，东欧，非洲，澳洲，北美，南美，几乎都有人涉猎。这一点是与牛剑有很大区别的。我原本打算读博士，曾对比LSE和牛津与剑桥。牛剑更多的集中在欧洲，北美，最多可以涉及非洲。而且通常是和英国关系或者与英国比较的研究。即使有涉及中国的研究也集中在文化，政治，而不是经济。可以说从课题本身的广度来说是根本没有办法和LSE相比的。在中国的研究中邓刚老师可以说是一位十分不错的老师，中国学生的首选导师之一。他师从琼斯。琼斯是Tawney的学生。可以说在讲究传承的学术界这点学术传统是十分重要的。

除了丰富的师资资源之外，还有的就是学术上的自由之风。如前所述，LSE的秉承英国传统中的天才教育和伦敦大学的平民教育，这使得她尤其具有一种自由的风气。我曾就留学美国的事宜和美国同学商量。当谈到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常常会提到的就是太讲究学术传统了，相比LSE缺少一种学术自由。美国同学说这也是他们最后选在LSE读硕士和博士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在课堂上老师的要求中也有体现。经常挂在邓老师嘴边上的就是“我们从来不会以观点作为评判的标准，我们需要的是论据，论证，以及这些论据论证本身的可靠性”。老师们力主的就是学术创新。当然老师也常常会抛出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在接收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个观点正确才接受的，而是他们的观点更为有效的被论证了。但是如果心中仍旧存有疑虑老师们也是十分欢迎我们去研究和发问的。对于元朝对中国经济史进程的改变究竟是因为破坏还是因为明朝之后对元朝的矫枉过正，关于明朝开始的西方文化的输入究竟是因为中国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抗拒还是因为西方文化传播中来自罗马教皇的干涉才没有对中国明清科技进程有革命性的影响，关于工业革命究竟是文明的科技进步的结果还是野蛮的掠夺行为的产物，我都和相应的老师进行过十分深入的探讨。他们往往会对告诉我这些问题十分有趣，但是如果研究可能遇到的研究困难，比如数据的获得，比如在回归过程中不易划分变量间的相关性，比如对常识应用过程中资料的可信度等等。然后鼓励我如果考虑好了，可以再与他们讨论，甚至可以和他们一起开题作研究。这些都给我很大的鼓舞。

关于LSE和LSE的经济史我想已经说了很多了。我想从来都不会有那么一个地方仅仅挂上它的标签人就可以马上获得提高。如果可以提高我想不过是那些标签给了人一种自我暗示或者是内心的愉悦。而最后也是这些起了作用才有了结果的不同。LSE已经提供了一个世界顶级的平台如果在这里学的不好，我想作祟的还是自己的心态或者自己的惰性。

后记

07年9月我来到LSE，算算快一年了。这是我出国时间最长的一次，算到我8月末回国快14个月了。不过我要说在LSE的一年是我收获最多的一年。这么说会有很多误解，因为这样说很多人会说LSE也太神了吧。我想第一个是随着我年纪的增长，我的思考也越来越多，在我步入30岁的时候我来到LSE可以说这一年更多的收获是来自我对生活的一种总结，所以思想的成熟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因素就是来LSE是我在英国的第二年，从第一年读MBA对英国和英国文化的游离到这一年的融入，感触很多。第三个就是伴随着对英国的了解，我很多以前的生活也成为了我新的学习资源，我有了更多的视角去思考我在北京的大学生活，我在日本的工作生活，和我在英国的学习生活。第四个我想是学科的原因。经济史学习的是对历史的看法，在所难免的也就影响了我对我自己的过去的看法。启发太多了。正像邓老师说的，很多时候人们不会觉得我们是学习经济史，我们其实更像学习哲学的。看着朝代更替，世界东西方文化的发展，自己难免会改变思维的框架。我大致经历了从热血青年到冷酷的理性人再到热血青年的三个阶段，两次转变。最后不得不说LSE本身的魅力也是有原因的。很多问题老师往往一语中的。更多的时候不是简单的知识输入，我想所谓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就应当是这样的感觉吧。每次听完课之后都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可以说经济史是一门如果难可以难到根本没有办法学习的学科。有一门课仅仅参考书目就300本，假设每本按照少说300页，也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为轻松的一门课每周也要在15篇中选出5篇论文打底。作为我这种没有任何根基的人，往往需要把15篇全都大概浏览一下。而且从第三周开始平均每周要交一篇3，000字的小论文。如果遇到一些课，你的论文就是上课讨论的对象。没有办法，只好不停的看书，不停的作笔记，不停的，不停的。如果像O’Brien那门课，你要讲个1个半到两个小时的，除了要好好准备，还要真的有实力。而且经济史中的大敌就是专有名词。比如非洲的一些动物，非洲一些人种，部落名称，中国古代农具名称，两河流域的一些帝王名字。在学习科技史的时候，由于牛津剑桥也不过是900年左右，以前的知识中心在法国和意大利，所以很多名字和读音或者是法语，或者是意大利语，或者是拉丁文，即使是英国同学也常常要问问老师，“这个词要怎么读阿”。更多的时候真的是硬着头皮上阵。我作大得报告的时候，常常在前一天还在想，要不然翘了这堂课。不过每次还是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赶出报告的文案，然后一路狂奔来到学校，开讲，所以选在学习经济史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十足的韧劲儿。

因为语言的问题这边读高中之后来LSE读本科的同学常常惊讶于我这种二吊子英语也可以做报告。我说这是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非凡的勇气的。呵呵，只能对自己说，我不害臊我不害臊。而一年后我的结论也是，也许对于本科生来说语言是最重要的。但是到了研究生阶段，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本身。没有老师会因为你说一口流利地到的英语而喜欢你，因为我们学得不是播音。但是如果能够问出有价值的问题，提出有价值的想法老师会对你格外不同的，他会认为是你的存在使这次讲课格外有价值。而思想本身才是贡献。只要语言没有成为思想交流的障碍，那么它就是可以放到一边的。而这思想的贡献，也就是报告的真正含义和价值的体现。

我本科读的是会计，第一个硕士是MBA，我十分庆幸MBA毕业之后我又在LSE读了一个经济史的硕士。可以说这对于我来说既是一个奢侈的投资，也是一个值得的投资。我相信这段LSE的求学经历一定会改变我的人生。或者说我已经发现我的人生被LSE的这段求学经历改变了。

赫赫，祝贺纳豆获得大满贯背靠背！赫赫，坚强的意志和谦逊的人格铸就的成功！

剑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有着不同意义的词。它和牛津是我最小的时候就知道的两所大学。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妈妈教研组里面的一位阿姨去牛津读书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这个学校。小学时候略有所知的拜伦，弥尔顿，初中学习理科时候熟知的牛顿，达尔文都和这所学校有着极深的渊源。高中毕业的时候我还和我当时的好朋友一起约定，以后去哪里读书。不过后来我的物理之梦破碎了，也从此没有能够再重拾我的三一之梦。大学的费雪儿，马歇尔，到凯恩斯又重新把这所学校展示在我的眼前。尽管在经济学领域，剑桥的风华已经不再，但是作为经济学泰斗地位的哈佛大学，原本就是以剑桥学校的名称建校的。

很多时候人们会说和谁谁交往很深。我没有来英国之前和剑桥一点点交集都没有，但是，我却又不得不说和它神交已久。它成为我来英国一个若有若无却又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原因。我想来看看这个承载着我儿时梦想的，青年壮志的地方。这个曾经在我的求学和交友中都留下了重重一笔的地方。在诺丁汉的一年，我去了牛津，但是我始终没有敢去剑桥。说近乡情怯不太恰当，但是心里却的确有那么点害怕。那是我心灵深处不想触及却又义无反顾的被深深吸引的一角。原本打算这次回国之前也不去剑桥的，就把它留在那里，作为一个特殊的处在。不过，想想这样的就逃了，不敢面对自己的真正感情好像不是我自己的性格，还是和朋友一起去了剑桥。

6月28日，晴。一早和朋友们在king’s cross见面，之后乘上驶往剑桥的火车。 一下火车，是一个比较简陋的车站，虽然没有温莎简陋，但是却的确没有什么大气可言。不过我倒是想起父亲常常提及的70年代南京车站的样子。一定不会一模一样，不过我想，仅仅通过父亲的描述，在气质上是大致相若的吧。出了车站，有点像没头的苍蝇，因为路标太少了，准确地说是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只好用地图和不十分准确的方向感。不过还好的是英国原本就不大的城市规模，在远远处看到了国王学院露出的尖顶和上面飘着的旗帜。越过一个草场，就已经来到了剑河的边上，而国王学院也不过是百步之遥了，转过一个街口，正对着的就是了。由于有毕业生典礼所以国王学院没有能够进去。不过它旁边的Claire, trinity, St. John’s 都是可以进去的。也就一路的逛了下来。相对牛津集中了很多的建筑群让我们十分容易领略了这座世界名校的风采。虽然很多建筑的风格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建筑群布局本身就已经极大地区别了这两个学校。牛津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洒脱，不过对于企图急忙消化它的人来说的确太难领略其真正的风采了。剑桥美在恬静，不过有着些许匠气。当然对于我们这种仅凭一日之旅的人来说却是最好不过的。不过可惜的是国内没有一所大学有一丁点这两种风格中的一种。中国的大学建筑布局更像暴发户或者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四周围墙高耸，企图圈出一片与众不同。殊不知这与众不同原本就应当是天生的而不是能够围立出来的。牛津就不须提了。单单和这剑桥相比也是少了太多的自然。剑桥宽敞的广场，大片的草坪，不高的建筑，这些都保证了每一个学生的应有的教育资源和空间。不在乎多而在乎精，这本身也正是一种大气。和动辄上万人的国内大学相比，仅仅这份气质就表现着学校的一种态度，耐心和宁缺勿滥。这个时候我不禁怀念我以前的中国金融学院了。就是那种感觉，不大的学校对应着不多的学生。不在乎大但在乎精。我想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使牛剑的本科生往往有着无比荣光的资本，也才成为中国大学生不断贬值的主因。现在很多人讲究的是效益和快捷。如果这些对于有目标的，而且是不连续的事件的时候是十分奏效的。不过可惜的是，历史本身是不知方向的，而且也是连续的。而这些才凸现了讲求短平快的弊端。中国古代传世的著作，2500年来不过寥寥。一人一生出一部书都往往为宗师泰斗。不过今天，不到30岁就出书数本却大有人在。先不说这行为本身，单就媒体套上的文坛新星，天才等等，企图把这些书和那些传世作品等量齐观本身就已经是让人哭笑不得。更何况，那纸张，印刷，哪一样不是耗费资源和人工时间。与其说价值，我说不如谈谈浪费的问题。中国缺少的就是牛剑这种四平八稳，这种耐心，这份大气。有人说，我们还在发展中等等，说一句比较实在的话，就是和日本比，我们缺的也正是那么些耐心。日本在发展中的时候，也没有少了这份耐心。也正是这耐心才成为日本经济最后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每一个人的一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作品构成的。比如小到自己的洗脸洗头，中到自己安身立命，大到定国`兴邦。我想做一个作品想真正做的好就只有一个办法，一个是耐得住性子，一个是豁得出时间。而能做到这两点的往往一个是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和兴趣，一个是有着百折不挠的精神。仅仅看着牛剑800，900年磨出的人文精神，那不单单是学校之幸落成于英国。人们忘记了英国的执政者正是从这两所学校毕业的，可以说也正是英国之幸有了这两所学校。所以这800，900年的辉煌不是我们想象的，托着英国经济的洪福。倒应当说是两所名校自己开拓出来的有利于自己的稳定和强盛的国家大局。这不求冒进水到渠成，本身就是一种无上的智慧吧。

人们常常喜欢用成熟来形容一个男人的成长。而那份成熟往往也就是不冒进，耐得住寂寞，能够享受等待，懂得保持低调。对于最后一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有太多放荡不羁的天才似乎反证了这一点。比如米开朗琪罗，王尔德，贝多芬，米芾，辜鸿铭等等。但是艺术和学术成就是不能作为评判人格成熟的标准的。艺术和学术上的成就当然也可能完全来自清新的风格和年轻的灵魂与成熟技巧的融合。同时这里的判断有着我自己的好恶，我更欣赏在为人上低调，照样可以在创作中或者在自己的职业上天马行空挥洒自如的人，比如达芬奇，巴赫，歌德，托尔斯泰，赵孟黼， 王国维等等。牛剑之风堪称我以为的为人典范。我想如果用男人的成长来形容大学的话，那么牛剑已经俨然一位成熟男子。而中国的大学不过还是孩童。不是说某个大学的名气和某个大学的名气比，不是说某一个大学的学生的能力和某一个大学的学生的能力比，而是说两种教育理念的比较。这一点还比较典型的就是巴黎大学，虽然，由于不是英语学校不那么出名，但是它也有着那份大隐隐于市的气质。仅就这一点，它已经超越了剑桥直逼牛津的。

当看过了叹息桥走出了St John’s 学院之后，我们的行程已经接近尾声了。匆匆吃过了午饭，还差的就是在剑河上徜徉了。一位帅哥撑篙，我们在剑河上近距离回温刚刚一路来过的景致。想到徐志摩先生的《再别康桥》，这位也是伦敦政经的校友，在这里发出了 “在康桥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的慨叹。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的天气过于晴朗，我一点也感受不到那丝丝的柔若。我感受到的是一个开朗，健康的剑桥，有着温蕴但是却不是柔情。虽然不是个“大江东去”的剑桥，但是也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剑桥，或者不是“人生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的剑桥，倒有似“请留盘石上，垂钓将已矣”的剑桥。

从剑桥离开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太多的具体的建筑，颜色，风致让我还没有来得及思考其他。不过当7点左右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才突然意识到原来，已经从剑桥回来了。

每一个开始都是一个结束，剑桥之旅算是帮助我完成了一个小时候的愿望。我想我已经对我儿时的伙伴有了一个交代。那个我们发誓要去的地方，我去过了。从憧憬，梦想，奋斗，美好的誓言，幻灭，再有所期望，情怯，到直面。就是一个小小的剑桥之旅，在这之前我却是有着20多年的情结，和心里的挣扎。 而今，心中有的是一种释然。我想这可能是我此行最大的收获。不过我知道，对于我这种像牛一样喜欢反刍的人来说这还不是我心情的全部。滋味要到以后的人生历练中我慢慢品味。不过仅就我25岁以前的人生来说， 到此，我已经实现了，各种程度上，我全部的愿望。从这个意义说是一个完结。这之前，我的人生中太多的打上了儿时玩伴的印记。包括我去日本，包括我读MBA，包括我来英国，包括我的剑桥之旅，这些都曾经是我们人生计划的一部分，当然那时候还都年少。我想接下来的路是我们从来没有预见到的了。我也要一个人走过了。如果说之前的人生是在往我们已经画好了图案的底稿上着色，那么接下来的部分则完完全全是我自己的创作了。

重新引用我在07年6月时用的一个词“别过”。我知道如果我不去剑桥的话也意味着我永远都不会和我的过往作别。那是我最为希望的，因为我原本就是一个敝帚自珍的人。不过我还是没有忍住。对于仅仅是形式而已的东西，我从来都不屑于重视。当这种所谓的连接成为了一种仅有的形式，我想那是我个人的悲哀，也是我脆弱的表现。与其闷捂成腐，不如开窗通风见光。不过，说实话心中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贪心一点点不甘的。不过还好，我还有孤勇。

当今天，我把这点仅有的压在箱底的东西拿出来置于阳光下的时候，我想也成为一个对自己的誓言。因为世界上原本就没有如果，有的就是面对现实。也正是这样我才欣赏低调的人。他们面对现实的世界分得清职业和生活，不掩耳盗铃，也不欺世盗名，他们才真正的拥有着成熟。尽管剑桥之旅颠覆了我对它相对于牛津的评价，但是，也正是这样反倒让我可以告诉自己，人永远别活在自我欺骗中，尽管那样可以逃避。 而对于大学的思考在我刚刚步入三十岁的时候到来，我想也正是时候，对于我的个人修养和自我培养都是十分有益的。

这两两天看了一点点关于中国玉文化的节目，再加上自己最近的一些经历，有所感受。

世界产玉的国家有很多，比如俄罗斯，美国，墨西哥，津巴布韦，新西兰，意大利，波兰。而崇尚玉文化的也不只中国一个，比如南美的玛雅文化，比如新西兰的毛利文化。但是只有中国的玉文化最为悠远绵长也最为值得人思考。

对于诸如意大利，美国，波兰，俄罗斯，以及津巴布韦没有出现玉文化，我想并不难解释。最为直接的就是玉矿石埋藏的深度，和发现和利用的年代。中国的玉矿石比较浅，如果是和田玉的话几乎就是裸露在外边的，所以最容易被利用。这样玉文化也就很自然的十分容易的从我们文明的开始就融入中国文化之中。这点我又有点想到的就是经济发展中的先后和程度的高低问题。发展有早晚，但是早晚并不意味着好坏。早发展的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但是却可能成为最终最落后的一个。这一点也往往在个人经历中出现。以前学习的时候，总有一些特别聪明的朋友，很多东西一点就通。但是过了十几年最后真正出成果的却不是这些人，因为他们太擅长学习，反而不擅长琢磨和思考了。最后成功的却是那些接受能力慢的但是喜欢反复琢磨的朋友。在查先生的笔下典型的例子就是郭靖了，而且他可能也是金庸武侠中武功最为正派和深厚的一位了。当然这些如果联系到玉石开采这个产业是完全合适，但是联系玉石文化，我要说的却是现在经济学中常常用到的自然环境决定论，和佛教里面讲的机缘了。中国文化和玉文化的融合是一种机缘，也是玉矿石在中国特有的储藏方式的结果。这样想来，玉文化这种文化路径本身，区别于欧洲文化的金属崇拜，用自然环境决定论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而且即使中国仅仅是世界三大玉器制造国之一，相对玛雅玉文化的中断，和毛利玉文化止于装饰而已的略显浅薄，中国玉文化也成为了世界文明中独特的一笔精神财富。这一点我不禁想到了，人的成名和人的寿命。很多人对钱钟书先生的评价往往会大打折扣，认为他不过是大师逝后的硕果仅存而已。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扩大我们的认知范围，把人的寿命不仅仅看作是幸运的结果还可以看作是智慧的体现，尤其是很多人的死亡来自于文革时期的不自我保护和自我戕害，我想钟书先生的成果就尤为卓著了。仁者寿，智者乐。我想可以在大风浪中存活钟书先生首先是一个仁者，而他本身让人敬仰的天赋我们又怎能说他不是智者呢。这样想来他是达到了儒家仁与智的一种平衡。从这个角度来说钟书先生的人生本身就是一本教材了，只得我们学习。但是不得不说，和那些早逝，以及仅仅聪明却没有出些成果的人比，中书先生的人生更像中国玉文化，从一个十分浅薄的角度来看。而早逝的大师们，更像是玛雅的玉文化，让人觉得惋惜。那些小聪明有点小成绩却没有大作为的人，我要说就要归在毛利玉文化之列了。

从一个更为深一点的角度来看，中国玉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和中国文化的融合。当然由于没有了春秋战国之前的典籍资料（归功于始皇帝大人），我也只能推到孔老夫子那里了。由于历史本身的不可知性，这里对于我的很多主观臆断和推断的局限不在赘述。《管子.水地篇》中有玉有九德的论述：“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远，纯而不杀，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宝，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孔夫子有玉有十一德之说：“温润而泽，仁也；廉而不刿，义也；垂而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瑜互见，忠也；缜密以栗，智也；孚尹旁达，信也；圭璋特达，德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贯于山川，地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 而也就是因此玉文化的确立与发展是中国文化确立和发展的一部分。而这也成成为了支撑着中国玉文化绵长持久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了背后的精神和文化价值判断，玉文化是没有办法延续至今的。这也就好比人的成功，有着强大精神支撑的人往往会取得最为卓著的成功的。这精神可以是无欲则刚的世界观，可以是出于对某项事务或者学科的热情，可以是对某种信仰的维护和忠诚。

对于儒家思想由于学习中国经济史的原因，有点皮毛的了解。但是孔子先生对于玉的十一德的论述还是让自己感触良多。其中“垂而如坠，礼也”，我想蕴含的是谦虚。而妙就妙在垂而不坠，这里用了一个字“如”，也就是“像但不是”的意思。这种胸怀怀若谷的谦虚和低调，正是我们今天所缺少的。还有就是“瑕瑜互见，忠也”，原文还有“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我只知道前半句却真的不知道后半句。今天看了之后，我头脑中突然有了一个十分人性化的孔子的形象。他一定十分的宽容而慈祥。因为他客观的看人，不会因为人的缺点而忘记人的优点，也不会因为人的优点而忘记人的缺点。这样原本一句“瑕不掩瑜”，如“天行健”一般充满了攻击性和冲动及热情的词，又有了“地势坤”的防护和宽容及韧性。 而回想高中时代，老师常常因为某人学习好就不顾及人才其他方面的培养，孔老夫子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了这样先进而人性化的教育理念让我们后人汗颜。而，我也更为自信的活着，因为这句话的一个前提就是人皆有缺点。连玉尚且如此何况是人呢。但问题不在于缺点本身，在于是不是忠诚的真实地展示自我。这样想来，看看自己种种企图掩饰自我缺点的行为，实在是觉得惭愧的很。

当我进一步联想到孔老夫子自戒的那句话“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还真的第一次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联系到我最近常常思考的“一日千里”这个词，想来这种感觉一定是描述对原有思维方式的突破。如果仅仅是知识的堆积和更新想来一日怎样也是没有办法实现千里。而，孔老夫子的种种教诲在今天来学习，真的常常会让人有一种一日千里的感觉。不仅有想到的就是最近看到的一个词“静水流深”，高妙的很。在内在里，这个词与孔子先生的儒家思想和玉文化是内合。 想来君子如玉，如玉的君子，一定如静水一般深得很。一个词一句话，就可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新的思维方式，指引一条新的思考道路，也有全新的人生认识。想来孔夫子不愧为大师。

而又想到的还是以前常常提到的一个想法就是元朝入侵对明朝新儒学普及的影响，以及后来八股取士对原儒家思想的曲解，再到后来五四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当批地究竟是明清时候的这件外套，还是外套下面的那句真身。我想我还是回护我自己的观点，儒家思想的源头是博大精深的，不应当被弃置一边。元朝的文化介入，对儒家学者的打击，引来了明朝时期矫枉过正的新儒学的普及和当时儒家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敌视。而清朝对明朝的文化延续可以看作是对这种文化现象的最优选择。而五四真正应当针对的是那件明清时期的衣服，而不是下面的真身，当然如果老百姓没有办法区分两者的区别，出于当时紧迫的时局，一起打倒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回头看的时候，不应当受到那个时候这种做法的影响，要科学客观的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这就好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到老子延续的问题一样。东方对于西方精神世界的启发作用是没有办法估量。既然这样我们中国人本身就更不应当妄自菲薄了。

抛开这些价值的判断，从新回到玉这种物质本身。我还是会学到很多东西。首先，玉并不像我们今天认为的那么脆弱。恰恰相反，在人类早期的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由于玉甚至超过了普通金属的硬度，玉是最为有效的制造武器和工具的用料的。而在从新回到玉的“温润而泽”，我们对比金属的锋芒毕露会发现玉的“仁”。作为当时最为坚硬的材料之一，玉也还是那么的润泽不显山露水的。再想到它的“廉而不刿，义也”，有棱角却不伤人，玉真不亏为君子的物化代表。那么的宽容，让人觉得舒服，表面的温和，背后的坚强，有着铮铮傲骨却毫不伤人一丝傲气也没有，难怪古人常说，君子如玉。

不单单是这些，更为有意思的是，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文物还给了我们更多的思考。就是，这样坚硬的材料是怎样雕刻，镂空，作出精美的玉器的呢？用的是解玉沙，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沙子中石英的部分。玉的硬度可以达到6.5，而解玉沙的硬度是7。就是那平时不为我们注意的沙子，使上万年甚至更久的风吹雨打，石头之间的碰撞，流水的冲刷，盐水的腐蚀的结果。他们是虽然细小，但是却是大自然重重磨砺之后的精华。玉石在古代也就是用这些沙子来解开的。好笑的想到小学初中时候语文老师常常说的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当时总是昏昏然，觉得牵强附会。但是今天了解到这些的时候还是不得不慨叹，这小东西的伟大，和自己以前对它轻视的无知。

中国玉中的顶级是和田玉中的羊脂玉。虽然它没有翡翠那么稀少，珍贵，但是它却最能代表中国的玉文化。羊脂玉出身于神山昆仑，经严寒，历雪水，在反复打磨下成型。它温蕴洁白，由毫不掩饰自己身上的瑕疵，历经万年成形。也正是这昆仑之玉，才有了新疆通往中原的玉石之路，这也正是丝绸之路的雏形。而到这里也才解开我自己心头中对丝绸之路总有的一点困惑。正是那曾经的神品，后来王权的象征，玉，才有这种动力，让一个民族不远万里，扩土铺路。断然不会因为经济小利劳民伤财。

其实到这里，我想的最多的是贾平凹先生的《丑石》。在这样一个大工业时代。我们熟悉了纳米技术，熟悉了钨钛合金，熟悉了最有效率的方式去实现结果。但是我们却忘记了那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原有的资源和他们原有的价值，忽视了用心打磨历经艰险的漫长的那份耐心。这个时候，我在反思日本的茶道，花道，中国传统饮食中对与色香味的要求，中国中药里面对于调理的重视。我想这些作为文化积淀的反映是不应当被我们浅浅一看就说懂了的，或者断言毫无用处的。

重新回到玉，中文和玉相关的词往往代表着美好：如花似玉，琼浆玉液，守身如玉，冰清玉洁，玉润珠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化干戈为玉帛，玉人吹箫，金玉良言，金口玉言，冰肌玉骨，亭亭玉立，温润如玉，抛砖引玉，玉树临风，美如冠玉，琼楼玉宇，香消玉殒，怜香惜玉，珠玉在侧，玉关人老，锦衣玉食，玉树琼枝，玉燕投怀，等等。原本以为不过是雅致，现在想来玉本身还有坚韧。原本的玉人一定不仅仅指漂亮，还有高雅的气质，和方正的品行。想来对于很多原本用滥的词语还是雾里看花，并不知其真正所云。这样想来，一觉惭愧，一觉加强中文学习的必要性。否则估计离词不达意，或者我老妈常骂我写的东西的狗屁不通也相差不远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君子如玉。我想可以成为如玉的一定是可称为君子了。我常常和别人开玩笑的说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但是今天想来如果可以做真君子的话，还是不做真小人的好。想想玉，再想想君子，想来就是美好。而有了孔老夫子说“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如玉的君子也不那么难做。虽然做一个无暇美玉般的君子很难，但是做一个瑕瑜互见的君子想来还是可以的。一次小小的偷懒，没想到带给我的就是这样的思考，想来人生的美妙。

赫赫，下周考试了，不过因为今天看到了奥运圣火在朝鲜顺利传递的消息，还是决定马上回答这个问题。赫赫。

首先我要强调一点，我对这个课题不是很了解。然后我要说的就是，我还是要掰一掰。

首先古代的藏富于民是在农业社会的大前提下的。藏富于民可以理解为藏富于农民。而这里还要区分出宋代以前和宋代以后。因为宋代以前是重农抑商的，不过从宋朝开始商人已经开始有了很大的回旋余地。仅从两点：第一，就是宋代开始科举制已经不再要求考生必须是士或者农民的家庭背景了，商人的孩子也开始可以参加考试了；第二，就是道德水平的大幅下降。这一点，从新儒学在宋末的兴起和在明清时代的大力推崇就可以看出。那么可以这样说，宋朝以前的藏富于民是辅以十分有效的道德机制的；不过从宋朝开始，道德机制就越来越失去了以往的效力。

需要区别的有一点就是藏富于民和廉价政府的区别。藏富于民不等于低税收，宋朝的灭亡曾有人指出是冗官，冗兵，冗僧道的必然后果。在宋朝的时候官员的薪水是十分高的，而税收也是十分高的，当然还不能和欧洲比，所以藏富于民也可以出现政府与民双赢的局面。但是，廉价政府是在清朝时体现十分明显的，税率十分低，而且有些地区还常常被免税，这一点在康乾盛世的时候十分明显（主要是因为少数民族统治，用养民政策来服务于统治）。所以如果认为腐败问题和官员的工资有关，而后者又于藏富于民相关，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点是不成立的。

以上两点是我马上的反应，但是如果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要清楚藏富于民的含义。我想这应当和中国与欧洲的国家结构联系到一起。中国是国家和农民的两层结构，欧洲则是国家，领主，和农民的三层结构。中国的农民受到更少的盘剥，并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比较欧洲农民而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理解为藏富于民。那么也就是说欧洲是不存在藏富于民的了，相对于中国而言。所以欧洲相比较而言没有什么腐败，不是说道德水平高，是因为贵族本身就是国家的部分所有者，他们直接获得从农民身上剥削的权利。甚至很多时候国王往往受到大的领主的左右。所以，欧洲的所谓的没有腐败是在历史的更苛刻的对农民的盘剥下，和现代的腐败的概念共同作用下得到的结论。但是就农民生活水平来说，中国的农民要远远高过欧洲农民。

这里要涉及到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了。制度经济学的问题就是产权问题。其实中国古代，至少在唐宋时期的产权是要远远好过欧洲的。因为劳动力的产权已经完全下放了，土地的产权在唐朝开始已经下放了，宋朝就已经开始有自由的土地买卖了。所以说中国的产权上的落后是不正确的。但是，从知识产权这一点上来说，却是可以说得通的，但也是在17世纪以后的事情了。标志就是英国通过了专利权法案。在这之前，就很难界定，因为各个国家都是以来自国王的奖励作为对缺少明确的知识产权的补充，中国也不例外。而同时这里还要联系的就是，科技革命和知识产权确立的关系。中国本身从明朝开始就没有什么大的科技进步了，这个时候推行知识产权是没有必要的。换一句话说，缺少科技进步成为了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落后的原因。但是没有确立知识产权在当时却是一个理性的决定。那么从新回到腐败的问题。如果从产权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确立的更好那么为什么好像中国的腐败更厉害。首先还是回到开始的问题，要看怎样来界定腐败。其次就是用现代的观点，如果认为中国的腐败要超过欧洲的话，那么主要在于中国精英的管理权于自身经营权的分离。换一句话说就是在中国，国家对于精英阶层的产权没有很好的保护，甚至在他们要挑战王权的时候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对于农民的产权从中央政府来说都是十分重视的，并且作的一直都比欧洲好，即使是现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中国是一个崇尚平均主义的国家。

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是国家结构。中国是一个从上到下的金字塔结构，不单单是说结构本身还包括结构的背后的文化和价值观。欧洲的国家形成是一个小地域分而制之，再到地域联盟的过程。这样即使欧洲国家在表面上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背后的运行机制却是一个制衡和分权的文化和价值观。这样就变成了，中国的君依靠的是民，而欧洲的君更依靠的是领主。这样的话，在权力的博弈中，中国的君看重的是民的权力的保护，欧洲的君看重的是贵族领主的权力的保护。这样体现在法律就变成了，中国官僚的富裕除了工资就是腐败，欧洲官僚的富裕是法律上偏向的个人所得了。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当新的发展机会到来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中国的精英缺少管理，交易和企业家精神。当然这要回到另外的问题就是，如果欧洲也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的话那么，两者的区别对于国家经济就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只是欧洲会有更多地起义，中国会少一点。而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就很理解官僚资本的必要性和阶段性了。

同时政治经济学上的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腐败。欧洲富而不腐，是以立法本身的不公正性为前提的。中国的腐败是以立法本身的公正性为前提的。至于执法的问题，如果立法本身都是不公正的了，也就没有办法比较执法能力的问题了。但是仅仅从道德的或者是法律公正性来看，中国反倒是超越了欧洲的。当然如果回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和资源的最优配置来看，中国的公平是不符合这一原则的。但是这是两个或者更多个逻辑。

那么我们要审视腐败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就要看，站在什么样的价值观基础上了，还有要看我们在以多长时间未衡量的前提了。如果是时间段太长，没有人能够说中国现在的所谓资源不优化是不好的，因为要用事实说话，我们都没有办法预见未来。如果要是站在完全道德和人权的角度上讲，那么中国做的也相当好，起码比欧洲好。但是如果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上加，那么就出现了太多的问题。换一句话说，这里的讨论变成了，腐败和不公平是有点相对的了。腐败是违法的不公平，不公平是法律允许的不公平。中国的是立法公平在前腐败在后，国外是立法不公平在前所以也就没有腐败了。

中国现在的腐败问题究竟是不是和富民政策有关，我想是有待商榷的。首先，中国现在的富民已经不是富农民了。因为作为上游产业，农产品价格的控制。以及改革开放之前对GDP比例的人为操纵。所以不是富农民政策，而中国还是农民占人口的半数以上，那么究竟中国现在是不是富民政策是可以讨论的。其次，腐败问题的制度原因。与古代不同的是中国现在不再是世界的经济中心了，那么发展中就一定面临着发展的人口分布，行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中国现在不追求古代中国的一同发展了，那么走欧洲化道路就一定面临着效率问题。而中国是没有办法进行不公平立法的，毕竟内部稳定是一个太重要的问题了。那么腐败就成了对立法不公平的一个补充机制，来实行效率问题。所以腐败是一个中性的问题了，关键在于腐败资金的流向。如果腐败的官僚可以带来资源的最优配置，那么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要大力发展和宣传腐败。如果腐败带来了资源的非有效利用那么就要大力打击了。

所以，就变成了，如果说藏富于民在古代中国是，君与民对于精英阶层，也就是官僚阶层，的双重剥削，那么腐败就是对这种剥削的一种对官僚阶层的补贴的一个补充机制。那么现代中国藏富于民的本质就变成了人民富裕，换一句话说是经济发展，而问题也就变成了经济发展与腐败的关系了。所以前后是有区别的。前者腐败是藏富于民的制度造成的。后者腐败是欧洲化道路和中国的公正立法传统的结合的产物。而且，后者不存在藏富于民的问题，是民富与腐败的问题了。

那么现代对于腐败的观点，如果用欧洲的历史来看就是，督导腐败资金的利用和走向，争取实现腐败资金的正的经济效益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而不是没有区分的对腐败的一律打击。其实，这里我要插一句的就是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的财政力量是制度执行的保证。但是如果资金不属于政府但是可以被政府引导和利用，那么其实也是可以提供对制度执行的财政保证的。所以民富和腐败的关系也就不是对立的了，而是成为了历史阶段中必要的，为达成最后不腐败和真正公平的一个必要环节了。

赫赫，以上。唉，不好意思，不知道鹏鹏提出问题的实际出发点，胡诌一通，赫赫。太多废话望指正了。也希望鹏鹏可以在进一步的质疑中让我，更清楚这个问题的实际所指。

赫赫，偶然看到的，发在这里。赫赫。

发下卷子正心凉，一紧张，词全忘，似曾相识，何意却不祥。听力单选两茫茫，看阅读，泪千行。不出考场见同窗，都一样，很受伤。如此成绩，无言见爹娘。只待明朝发榜时，结绳套，系房梁。

奥运圣火来到伦敦的那天，刚刚下过雪。朋友开玩笑的说4月的天还下着雪，希望火炬传递一切顺利啦。我笑了笑。心中想着，希望一起顺利啦。在伦敦的传递还好，虽然也有种种让自己不太痛快的场面，但是还没有真的觉得那种来自东西方政治的交锋。可能我原本就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吧。之后的法国，然后是美国的火炬传递，我才开始真正的意识到什么发生了，什么在发生着。开始心中有着种种不满，不过之后倒是一种释然。这有点坎坷的通往北京奥运的火炬传递，也许正象征着中国加入奥运的坎坷路程吧。中国人的奥运情节，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等待，一百多年的期许，一百多年的------， 这些，这些占着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渴盼本身就是那么的磨人，那么，就让我们更释然的面对现在这有些不平的火炬传递之旅吧。

1896年在希腊的首都雅典，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拉开了帷幕。与古代奥运会的只限于纯种希腊人参加不同，现代奥运会目的是开一个盛大的体现世界人民和平友谊的聚会。它旨在面向一切国家，一切地区和一切民族开放。2004年有20多名国家政要曾为雅典奥运签署了停战协议，这是对奥运精神的最好体现。而朝鲜和韩国可以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一面国旗下步入会场也是对奥运精神的一种诠释。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渴望加入以久的聚会。显然，今天西方媒体不停操作的，甚至有分裂中国之嫌的所谓抵制奥运会的运动本身其实是一场抵制奥运精神的运动。颇显坎坷的奥运火炬之旅也正象征着颇为坎坷的世界人民的和平和友谊的达成。如果说西方政客和西方媒体是这反奥运精神运动中的跳梁小丑，那么，其实他们只不过是扮演着它们在世界和平和友谊路途中的角色罢了。

中国人第一次踏入奥运赛场是在1932年的美国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上。来自辽宁大连的选手刘长春参加了100米和200米短跑的比赛。短短的跑道，但是这却是一段长长的旅程。中国经历了清王朝的逊位，袁世凯政府的倒台，军阀混战，中国民国的建立。从1896年到1932年，中国，这个曾经的世界领袖经历了太多的外磨内耗。而这短短的百米跑道，中国人整整跑了三十多年，才得以站在起跑线的一端。这是一个值得中国人记住的时刻，不单单是一个孩子回到了世界大家庭中间那么简单。这回归本身，蕴含着中国人经历的巨大的文化，制度，和信仰的变革。一个以老大自居曾经闭关锁国多年的民族，终于可以从新开始和其他民族一起站在起跑线的一端。如果有点常识的中国人都会知道，1932年是日本全面占领东北，扶植满洲国的一年。不过没有什么人对此抵制日本参加奥运会。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初，印度国大党被英国人政府认定为非法，圣人甘地入狱。不过也没有什么人就此抵制英国参加奥运会。我想，正是这些历史更加突出了刘长春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意义。我们从来就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我们不讲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们讲求的是坚贞不渝的民族气节和以德报怨的民族情怀。

1936年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这是一届和中国没有太多关系的奥运会，如果不是今天西方媒体那富有仇视的，带着有色眼镜的，对中国充满了敌意的，明显过于丰富的联想。柏林奥运会的初旨就是体现德意志民族的伟大，这是一场明显带有着人种歧视的奥运会。而这一次盛会中的抵制活动也的确是一场宣扬奥运精神，抵制逆奥运精神而行的奥运会的运动。如果这样看来真的，的的确确和北京奥运会一丁点的关系都没有。倒是从反面证明了CNN言论的反奥运精神。所谓的中国五十年不变的是所谓的呆子和恶徒，这本身就是一种人种的歧视。好笑的是CNN的辩解是他讲的是中国政府不是中国人。我想他们面临着两个逻辑难题。第一个就是假设他们了解中国。中国不象那些象暴发户一样的美国或者英国，总共加起来不过那么千把年历史，人口混杂。中国从古就是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家园。我们拥有一个祖先，我们都是一脉相传。政府在中国与其说是不同利益集团妥协的产物，不如说是一个家族管理层的确立。中国没有办法象美国和英国法国一样，把政府单独拿出来当作玩物调笑。政府本身就是我们自己家里最为权威的族人组成的。把中国和中国人，中华民族分开来去，这真是堂天下之大皇。而另外一个逻辑难题就是，假设CNN之人对于中国毫不了解，那么我们认为的诽谤和诬蔑，可以认为是错误。不过问题就在于在这样的前提下，CNN有什么资格来报到中国并对中国问题发表见解。不论是中国和世界文化中对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实都是给予肯定的，那么不懂装懂，还要在不懂装懂的基础上做文章，我只能说他们居心何在？如果说1932年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象征着中国人开始认识并且迫切地在认识着世界的话，那么我说到了2008年76年之后的今天，西方国家也没有诚心实意的了解中国，并且让他们的人民了解中国。不过，这里我会暗自窃喜，任何盲目的妄自尊大都是衰落的开始，而任何所谓的锋芒毕露不过是对不久终归要被雨打风吹去的衰落的恐慌。特别俗的一种说法就是会咬人的狗不叫，那么就让西方的媒体叫吧。让他们在嚎叫中耗尽本还可能扭转局面的力气，也让我们在他们的嚎叫中认识他们原本的真实地嘴脸和勉励自己风雨无阻，继续前行。

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在1952年，那是第十五届芬兰的赫尔辛基奥运会。新中国经历了太多的外交阻挠，最终才被接受可以参加这次奥运会。如果说奥运精神是面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民族的话，那么我说新中国取得能够参加这次奥运会权利的路途中经历着的是反奥运精神的折磨。而就是在1952年的1月28日，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开始了细菌战，并且在之后的2月和3月中频频飞跃我国东北上空，勘查地形，图谋不轨。美国的狼子野心，昭昭然，世人皆知。可是，有谁抵制美国参加奥运会了呢？中国人讲究的是礼全仪周，中国人为的就不过是参加一届奥运会却被不停刁难，中国人也在乎在赛场上夺取奖牌，不过我们更为在意的是被世界认可，被给予参加一个以世界人民和平友谊为目的的大聚会。我们忍受着外交上的百般阻挠，面对着美国的虎视眈眈，我们，中国人还是出现在了这一届奥运会上，尽管我们还是晚了10几天。我想对于中国这也是一届具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的奥运会，因为它再塑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士之灵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1956年的第十六届澳大利亚墨尔本奥运会上，新中国的代表团没有出现。因为中国台湾也被允许参赛。也许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这些年轻人已经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父辈的确切想法了。不过我想最为根本的不同在于，当时台湾享有的是一个国家的待遇，而今天是在世界已经达成共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前提下，台湾享有的是一个地区的待遇。值得人玩味的是国际奥委会的执委会对于中国抗议的回复是: 以政治为理由的抗议，都不予理会。所以今天但凡是企图以政治为理由抵制北京奥运会的人，都必须要先掂量一下，奥运会究竟可不可以成为一张政治牌。

从1958年开始中国退出了奥委会，原因很简单，奥委会执行着两个中国的原则。奥委会的政治性就是在他们所谓的非政治性的托词中体现的。我认为这也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年份，因为这是中国人在世界的舞台上诠释着自己的文化。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大跃进，中苏关系恶化， 到1959年的西藏叛乱的平息，中国人用自己的行动维护着自己的自尊。很多人会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忍气吞声，或者可以说得好听一点学韩信任胯下之辱，学勾践卧薪尝胆。我说没有这种可能。中国文化认同中，对于国土的认同，就好比是对于祖宗父母的认同。韩信是可以认胯下之辱，勾践是可以卧薪尝胆，但是韩信有没有办法忍杀父杀母之仇，一笑了之？勾践有没有办法以祖宗为代价换得自己的安危？起码在中国文化中这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中国人的奥运梦，中断了，但是那情感却没有消散而是在酝酿。

1984年第二十三届美国洛杉矶奥运会。这是新中国重新回到奥运赛场的第一届奥运会。有太多让人今天仍激动不已的场面。从许海峰开场，李宁的独揽三枚金牌，到女排夺冠，可以说，这是一次中国人对奥运情节的大爆发。16天的赛程，就像一卷绚丽的史诗。国内的人们都沉浸在那份单纯的激动和极度的兴奋中。女排夺冠时，我知道那是一个不眠的夜晚，尽管那时我才5岁，但是家里的加油声，宋世雄的解说声，还能感觉到的是自己绷绷的心跳声。当最后一记重扣钉在地板上的时候，还有谁能够不歌唱，不喜极而泣呢？那一幕，我记忆太深了。所以若干年后，我会选择排球做为我的爱好，就因为那心底的没有办法抹去的激动。而这些折射的就是中国人的那份奥运情节。这届奥运会上苏联联合19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抵制，以表示对1980年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上美国等65个国家抵制的报复。今天西方媒体讲人权，我想骨子里不过就是老生常谈的对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的不认同。奥运精神的宣扬？奥运精神的诋毁？

走进记忆的是88年汉城奥运会，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2000年，世纪之交的奥运会。中国与1991年参加了奥运会主办国的申请。一个拥有着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一个拥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一个曾经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个近百年来从没有承办过奥运会的国度。中国承办奥运会承载着太多的元素，也因此承载了中国人太多的梦想。不过历史和中国开了一个玩笑1993年9月24日的最终结果，把中国人的这份期待延长了8年。我想如果说热情似火那么，大火过后往往留下的只是灰烬。我们也要感谢那次的落选，我们才开始真正认识奥运，是温蕴绵长的不是即兴即过的。今天我们回头去看这等待，我认为值得。因为今天的我们有着一个往复的思考，也有着更为坚实的基础，和更为充分的准备。

2001年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上，中国北京获得了2008年的奥运会的举办权。那一天，我还记得。在学校的主楼上自习，却总是不安稳，心中长草，就因为这结果还没有出来。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就跑出了教学楼准备回寝室。刚刚出来，就听见宿舍楼的地方传来，此起彼伏的欢呼声，我知道，答案是，北京。有同学已经出来了，准备马上去天安门。听说那晚天安门前，始过的车流，大多挂着一面红旗，啸着欢呼声。我相信那是一片火红的海洋，也是一片欢呼声的海洋。学校里，兴奋得人群聚在草坪上，直到深夜才回到寝室。那一夜一切荣光都属于中国，北京。

我们经历了百年的期待，我们每一次失望，欣喜有多么的疯狂，我们的期待就又多么悠长。如果时间是一把检验的标尺，那么它足以告诉世人中国人对于奥运那不尽的热情。我们这份热情源于对奥运精神的崇拜，源于对奥运梦想的向往。而这热情从来没有因为任何冲击减弱过，曾经的日本人的铁蹄，美国人的不轨，今天的所谓的西藏问题的种种无理纠缠。我向往着世界各民族的和平和友谊。我们捧着一颗心来，西方媒体政客就是要寐着一颗心评说。我们用一颗心来召唤，西方媒体政客就是要寐着一颗心来倾听。

百年的期待，期待百年。时下里国内开始了抵制法国货，美国货，德国货的运动。很多人表示这样是不理智的。我想中国人对奥运的那份期待本身就是不理智的吧。我们有多愤慨就能看出我们有多在乎这等了一百年的奥运会。我想说，那些理智的人，如果说作为第三种声音你们的存在是必要的，那么我也要说，绥靖政策的开始都是以理性作为前提和自诩的准则的。并且也请允许我们的声音可以存在。对于那些要和我言论法国企业，美国企业的中国员工的工资问题的人我要说，那就让他们这几个月一点收入也没有吧，当作是支援北京奥运会了。如果这样的援助就可以保证奥运会的成功的话，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心甘情愿的。如果有人对我说家乐福里面的产品都是中国货，那么我要说，好象不是只有家乐福里面是中国货。况且我们只是说抵制家乐福并不等同于抵制消费，到其他地方购买一样多的东西就对国内厂商没有影响了。当然我要更多提醒的是，即使在家乐福买了中国产品，利润还是会回到法国股东的手里。而就是这些人用资金支持着藏独分子，抵制着北京奥运的。如果有人对我说中国经济政治等等因素的综合考虑，那么我要说，醒醒吧，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清楚历史的脉络，所谓的一切考虑的可行性前提都是值得怀疑的，结论还是不要过早就下。我从来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大学时代我有的同学曾一度强烈的认为我是投机主义者，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奥运会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先不要想50年，100年，的问题，就是100多天之后的北京。如果任何人有比我们用脚投票的方法还有效的方法，那么，我想我是会被说服。不过我以为，我们对于西方政府和媒体的压力，必将缓解我国政府面对这个问题上的外交压力。同时存在着第三方声音，我们才能够面对未来的种种问题时游刃有余。所有的声音都是不能少的，尤其是抵抗洋货的声音。民族情结在目前中国的薄弱早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可以通过这样的行动解决这些问题，并对这些热情和能量进行合理的疏导那么抵制洋货绝对不是饮鸩止渴，反倒可以达到溯本清源的作用。

百年的等待，我们等的很辛苦，而且这段心路也尤为曲折。不过等待了百年，当历史的主干已经确定，现在小的坎坷是没有办法阻挡着历史的洪流的。在这百年的等待中我们成长，我们在等待中学会了等待。在做好了等待的准备之后，我们也才更有信心去迎接。我想，是时候吹起召唤的号角了，让我们全球的华人，鼓足力气，召唤奥运的到来，圆这个奥运梦，结这份奥运缘。

 

很多人在讲持续发展，其经济学上的含义是一个十分很窄的概念，主要是与环境保护和人力资源保护作为内容的。我这里属于篡改，有拉羊皮做虎凳之嫌。不过我想说的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或者说我想说的是表面的风光与内在的实力。

使我联想到这样一个题目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林丹事件。我们面对一个两难选择，奥运会冠军还是一个良好的运动界氛围。我想良好的运动氛围才是根本，也是我们的真正需要。但是很多人往往为了奥运冠军放弃了后者。前者就是一种表面的增长，后者才是一种真正的发展。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人们都有一种反应，西方人讲究的是就事论事的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对我们固有的人生理念的发展。我不想说孰优孰劣。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是，我只会和后者称为朋友，因为那才是我的文化认同的人。就事论事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完成系统的连续性，这样在长期来说必然导致了系统混乱。好处就是可以带来多样性和自由度。坏处就是基本这种思维方式下人是没有价值观念的。而中国传统文化下的思维方式就是固守着人类基本的道德，真善美，然后在道德框架下做事。墨子先生的对圣乐的讨论对这一点的理解是大有裨益的。墨子说尧舜禹是天下大治而后乐，这里说的是一种自然为之的场景。说商汤流放桀而后无恐而乐。说周武王杀纣而后无恐而乐。显然从善的角度来看，一个不如一个，太上的事尧舜禹，其次的商汤，最次的周武王。

说道真，我想说一下作战上的一些策略的发展。古人是要先说好彼此战争的时间，地点，交战的原因，交战的人数的。而后的所谓军事策略的发展就是要讲诡异，知人而人不知己为上。其实即使在孙子兵法中也说到，不战以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而且孙子兵法中所谓的，兵者，诡道也。说得是遇事在谋，而不是要不择手段。而之后人们对于太多的军事上的基本道德的一再破坏导致走上了道德下陷的轨道。这与真是大相径庭的。军事上讲的是，对抗。军事理论讲的是智慧的竞争，实力的竞争，而不是道德的竞争。很多人会说那连国家都亡还要讲什么仁义道德。其实这就是一种道德的实用主义者的论调。既然是讲道德的，那么就与一切都没有关系，只是一种人生信仰。好像听上去很骇人听闻，但是结论就是即使是亡族灭种了也要讲道德的。很多人会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其实这句话本身的含义就是说退一步，以保存实力。而不是为了获得胜利不择手段。换一句话说，它只能作为无论怎样也不会亡族灭种的理论基础，但是它绝对不是我们不择手段的理论前提。中国人自古是讲真的。即使我们我很多权谋之术，我会很有趣的发现，完全讲求权谋之术的人能够善终的太少了。能够留住九族的就已经不多了。中国古人讲权谋是有道德前提的，这一点是现代中国人往往缺乏的。可以这样说小智之人，愚人，愚己。大智之人，自明，明人。太上之，法自然。这是我的总结。有点小聪明的人总是企图愚弄别人，但是最终往往是愚弄了自己。因为除非什么事情的确是普天之下，他一人知道，而且他可以带进坟墓，否则时间会把一时的美丽外衣脱下让世人知道它的丑陋。而大智慧的人，往往是自己清明，进而人人以为他清明。而最大智慧的人，往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出王入圣的人，就是还本与自然，以臻真善美的完美结合。没有什么可以形容的了，那是亘古流传的一种至上的美好。

于是，回到持续发展上。这里如果发展是增长那么大可不必持续。因为很多人时候人们往往为了增长，即使实力上有缺陷就铤而走险，结论必然是突破道德界限。这也就是西方管理学中最大的问题，是以法律道德为管理学的道德底线还是以社会道德作为管理学的底线。同时这也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最大的挑战。不盲目的追求发展，储藏实力再发展才会游刃有余，也才会实现长治久安。这就好比一个人，没有实力却非要向上爬，那么一定的结果就是或者他很累，或者下面的人很累。而且最后一定是名声扫地，晚景凄凉，哪怕他已经到了最高的位置。当然，还好的是现代西方心里学和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潮，可也帮助人生活在个人主观世界里。这样，他就可以掩耳盗铃，却自觉安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是由这无与伦比的超前性的。

说到这里，我想我的问题基本说清楚了，但是还有一个小问题要提一下。就是中国的学习西方和西方本身的发展问题。我前面说了一些西方思想的坏话，比如他们总是就事论事，变化性太大。其实，补充的就是他们对这一点的弥补。西方可以发展不是没有理由的，也绝对不是幸运。我对于就事论事的批评不是等同于对西方整个系统的批评。因为西方理论的现实性只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或者说一半。我对它的批评只是相对国人说，记住只是这样是不行的。西方人的另一半就是永远的批评。在学习西方科技史的时候发现，西方的批评传统是西方自由科学发展源头，因为它的是来自于对宗教的批评的。所以西方的就事论事配合上西方的批评传统才可以完成一个社会思想结构的建筑。为实现发展提供基础。中国现代人的问题在于，只有实事求是，缺少批评传统。这样，当就事论事的经验转变为所谓的公理的时候，对社会的危害是极大的。这回到了我前一段时间的一个思考就事一些思想fabric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错就错在它们被错误的结合在了一起。换一句话说，任何一个先进的社会思想结构都起码需要两个方面。对于好的社会思想结构，这些思想fabric的关系应当是彼此牵制，形成对立，以臻于统一。但是当两者的关系是前后而不是并行，互相不是牵制，而是可以形成一个递增或者递减规律的结构的时候，就存在锁入效应。好像说就事论事思潮和归纳在演绎思潮的结合就往往形成了一种滞后的社会思想结构。但是如果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守的价值观再配合就事论事，就会形成一个有自己特点的社会思想结构。中国现在的问题，很多人以为是社会结构问题，就是中产阶级的缺乏。很多人认为是经济结构问题，新兴科技产业的薄弱。我认为是社会思想结构问题，在对西方的继承和对传统的改造过程中，能不能真正的优化组合，搭建最优的社会思想结构这是一个大问题。而且由于文化变革的长期性这真的是一个耗时却影响太大的工程。

中国需不需要持续性的增长？如果是可以平衡表面数据和内在实力，那是最好。如果不可能那么，我想放弃所谓的几位数增长，更多关注我们真正的国家的自然的，人力的资源的实力增长才是关键。为什么要杀鸡取卵，弃本逐末，追求表面上的好看呢？

在古罗马战胜雅典的时候，这就是一场军事强国对文化强国和经济强国的严重打击。这是一次很大的教训。而可以这样说古罗马文化如果没有穆斯林人的庇护欧洲是没有办法重新找到的。文艺复兴是对古罗马文化的回归，不过其实也是对穆斯林庇护的古罗马文化的重新恢复。古罗马文化本身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尽管在比较亚里士多德和老子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似乎都为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设置了一个界限，但是由于老子理论本身是一个完融理论，所以显得更加无懈可击。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到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到亨利八世的新教运动。宗教本身革命的同时其他思潮的兴起，其中最为有代表性的就是培根的科学世界观（这里说的不是这个世界观是科学的，而是所这个世界观是以科学为基础，而科学本身就完全可能是一个最大的谎言，所以科学本身是一种世界观而不是独立于哲学之外的东西）。 但是不论是宗教内部的改革还是外部思潮的兴起，有一点是西方人已经达成共识的就是人对自然的改造，甚至对宗教的改造。这一点在韦伯的新教对资本主义影响的论述可以看到的十分明显。而这种人的主动性的扩大化本身就是英美文化，价值观，以及历史性的攻击性的源头。会有人不远万里在唐朝来到中国带来基督教，企图说服中国人改变自己的文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入侵的开始。之后在明清时期基督教的传入，教会用种种手段促使教义的传播。在现在的英国还有很多人对那些人抱着崇拜的角度，认为他们本身有着极高的宗教忠诚度，有着中国人没有的对精神的追求。我想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罗马教廷在欧洲的影响，不单单是经济上的还有精神上的，政治上的。显然传教士们传教不是无利可图的。当然我们也完全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他们的确就是为了传播文化，出于对宗教的热忱。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人是缺少对精神的追求的，只是中国人讲的是独善其身。在宗教这种道德机制的对比中，中国文化本身是缺少攻击性的。而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行为规范有了大的分叉。

在西方很多人对于中国不发展他们是十分困惑的，因为那么强大一个帝国为什么就不扩张国土然后采取殖民政策呢？西方对此也有很多解释，比如地理决定论，比如帝王本身行为的经济分析，比如中国对于经度确定技术的落后，等等。这些都可以说得通，但是中国不扩张的最大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信仰决定的。对此，很多人提出异议，他们的问题也十分简单有趣就是那么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疆域呢？这个我想用王先生对于中国先秦时期中国从邦国时代（夏朝以前）到王国时代（夏商周春秋）到帝国时代（始于秦朝）的转变来说。邦国时代的中国是经历了战争和抢夺的，那大概距今5000年以前。那个时候是以血亲为氏族组成的纽带，黄帝的胜利是氏族的胜利。也正是从这一点说，中国人的民族情结是特别重的，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祖先传下来的。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一种民族融合而不是一个民族对于另一民族的杀戮。简单的反应就是中国的图腾本身是多民族，多部落的图腾的综合而不是一种图腾对另外图腾的取代。当民族融合完成之后，中国变成了彼此相关的有血亲为基础的国家。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原因，西方人是没有办法理解中国人骨子里面的爱国和所谓的非理性，因为中国是一个人种从5000年甚至更早的古代统治的国家。我们身上流的的确是一种血，我们的确是拥有一个祖先。如果说西方讲上帝造人的话，我想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中国人讲女娲造人，这是完全说的通的，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祖先，就是他们那么一个小小的部落最后发展出我们今天庞大的中华民族。换一句话说，中国人是民族融合在前，国家形成在后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的民族性和本身的价值观就会和西方人有很大的出入。中国是我们祖先呆过的地方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最后的心灵栖所。而欧洲先有国家而后有民族的融合，这本身淡化了他们的对与国家的归属感，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他们对于宗教归属感的强烈需要。中国人不太需要宗教，因为他们有着过于强烈的国家归属感支撑着他们。中国人不太需要法律因为我们的国家制度本身还留有太多的血亲纽带建立的传统遗痕。 也正是这样的原因，中国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土，中国人会有人死之后葬在故乡的种种习俗。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人才有一套更注重自我的，更注重社会关系的文化。我们信奉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尽管我们往往做不到，但是这一条长长作为我们评判的标准。中国人对于中国，故土，祖宗，乡亲是有着特殊情结，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也十分珍视这些。再由己推人中国人也十分注重周围人的国土，故乡，祖宗的。所以中国建立了一套自己的附属国体系，双方定期互赠礼物，然后明确两国君臣关系，而不是殖民侵略。

这一点和英美时形成鲜明对比。英国人侵略时打着解放人类的旗号的，但是他们除了企图把所有土地变成一个和它们一样的国度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而手段就是战争。今天英国人站出来讲所谓的西藏问题，所谓的民主自由，所谓的人权。我要说得是英国本身就从来没有过这些东西，不论是文化里，历史上还是现实中。

文化背景我已经说过了，历史上的，远到殖民时代。英国人现在还没有把从对中国侵略中偷窃走的珍宝如数归还给中国，英国人在现在很多雕像，所谓的公侯伯子男还是当年在对外侵略中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英国至今也没有对当年对中国的侵略有任何抱歉。我想如果讲人权的话，那么，中国人在这150年里多少代人的心理创伤，英国人要怎样补偿。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讲人权的话，我想英国人要先问一问我们中国人对我们自己家的问题有什么看法，而他们这种瞒天过海的行径对我们中国人民的伤害，英国人要怎样弥补。英国人讲人权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说得自由，如果这样讲我也可以接受，但是问题是我们就站在那里迎接着北京奥运会的圣火，为什么我们的口号我们的标语就排斥在英国报道之外？当作为放大器的媒体有选择的公布消息的时候，这本身就已经不再是民族和自由了。如果英国人要说中国媒体的政治约束和新闻不自由的话。那么我要说英国媒体的经济约束和新闻不自由。很多人喜欢把中国和英美的很多东西用阶段来比较。但是我更喜欢用并行的两种style来比较。中国在做的不过是用了中国人的style，英国人用的不过是英国人的style。没有好坏。

很多人喜欢在比较中引用数据，用数据来划分出发展阶段。我想这本身就是有偏见的。因为中国人讲究的隐性文化，西方人讲究的显性文化。这就好像说，中国人喜欢说，“还可以”，“不是很好”。西方人喜欢说“of course I can” “I am sure I can”。如果仅仅是从字面上看好像中国人要比外国人差，或者没有自信。其实，这恰恰说明了中国人喜欢认真地考虑责任和自己是不是最优的。很多人喜欢用西方人取得的经济发展来说明问题，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即使在西方也有太多的学者现在在反思西方经济发展。这种发展本身其实可能根本就是一个错误，因为当人们可以控制物质之后，人们发现人们是没有办法控制心灵的。那个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希望所有人灭亡，那么那就是世界的末日。中国的隐性文化就好比是场，西方人的显性文化就好比是物理课中力的分析图。中国人的东西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的，如果感觉就会感觉到的。西方人的东西是摆出来看的，首先分析的正确与否先不说，力的分析本身就是一个抽象而不是事物的全貌。中国人其实现在完全可以抛开西方文化，重新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回归。这里要说明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不是不是对明清中国文化的回归。用今天比较广为认同的观点就是中国建立的是一个简单相对贫穷但是快乐的国家。因为每一个人都追求的是安贫乐道。

当面临两个并行的行为规范的时候，很多人开始企图用经济学来模糊人来行为的不同性。我不否认经济学中的科学性，但是我要说的是经济学本身只能说明一定问题，或者给出一种解释，但是那不是解释的全部，甚至有的时候往往是一个错误的解释。这也正是我在大学时期对于经济学的挣扎。经济学讲理性的人。理性从广义角度来讲就是有行为逻辑。那么也就意味着有多种行为逻辑，也就意味着，没有一种经济学，而是各种各样的经济学，也就是说经济学的标准是不存在的。当然很多人会说，经济理性人，就是以经济作为衡量手段和行为判断的理性。那么问题就在于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当经济为基础的价值判断战胜了其他中判断，确实在人的行为中起到作用的时候才能说经济理性人的假设才成立。那么新的问题是，首先人与人是不同的，其次人的不同时段甚至不同瞬间是不同的，那么没有办法保证这一假设的恒定性。于是有人开始用统计学来证明。这就又回到了文化分叉的问题。对于显性文化的统计和对于隐性文化的统计其准确性是有很到差别的，文化分叉本身就造成了样本歧视。显然经济学的概念是没有办法应用了，或者提出的解释本身我们就马上反应的是我们得出了一种结论，那么其他的是什么。

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应用西方所谓的制度自由论。制度自由论是明显打上了显性文化烙印的思想，没有什么事可以仅仅通过表面就进行判断的。西方人的问题在于他们相信逻辑，他们的逻辑是基本的制度都没有怎么可以运行良好。但是我们想我们还用西方的逻辑来思考，他们连中国有多少种制度都不知道，只是知道中国没有他们的制度怎么就可以说中国没有其他制度可以保持着国家的运行良好呢？这个时候，不想说太多过激的话，不过嘲讽他们孤陋寡闻我想是不过分的。其实在英国真正了解中国的人都不会仅仅用这种显性文化来评判中国的问题，这也成为了我现在评判一个人对中国了解程度和其学术地位一个标准。李约瑟博士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时候指出了中国和欧洲一样经历了科技革命，不过是中国式的科技革命。我想看到这句话，很多国内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会笑。他们会嘲笑“中国式”这个词觉得，用的太滥。我想这是一个恰当的词，用在这里。它说明了中国的科技革命道路与西方科技革命道路的关系，不是阶段式的，而是并行式的。它不是一个托辞，来圆滑的说明我们的落后。这是一个十分恰切的词，因为中国究竟是落后还是超前太久了都是没有定论的。只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科技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认同他的这种看法。中国是没有所谓的牵制机制，中国式没有所谓的独立媒体，中国是没有良好的新闻反应机制，问题在于这种制度和自由的关系。中国有自己其他的体系。比如中国的文化体系对于政府的要求本身就是与西方不同的。在西方政府是多方协议达成的产物，是减少交易成本的工具。在中国，政府是国家的门面是人们的父母，是这个国家的象征。在中国文化机制和道德机制下本身中国政府就不需要什么牵制机制，而且这样政府也才会运作的更加有效。如果说中国现在政府还有不是很让人满意的地方，我想一个是中国现在在学习西方所以能力上会有不足，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文化机制在要被其他西方机制代替的过程中退出太早了。但这些不能就说明中国没有西方一样的制度就是不民主。

我不是很了解西方文化，但是我想一个一向以民主自由自居的国家，在自己要继续向伊拉克派兵的同时，指责中国政府在向非洲出售武器，我不知道英国人所谓的民主自由是什么？这个时候我倒是开始站在我这段时间经常批判的马克思的一头。任何行为都是阶级性的。我倒是要扩大一下，英国的任何行为都是有攻击性的，不单单是阶级性，还有种族性，还有地域性，换一句话说任何英国自己特有的东西它都认为是好的，任何与英国不同的对英国产生竞争的东西英国都企图说不。只是英国还算聪明，懂得说之前先看看对方的样子，太强的如美国，英国人会摆出一幅漠视的样子，其实心里极端不爽。面对中国，英国摆出一幅跳梁小丑的姿态，企图呼风唤雨。我想当作一个玩笑就好了。只是这一切让我更加确定了我回国的决心，没有太大的理想，只是希望让我们中国人保持着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自由，拥有着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尊严，获得我们中国人的民主。英国，我不care，美国，我也不care。不是因为一时冲动，也不是说公然的藐视，是那本来就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我们中国该有的一个都不能少，包括台湾。

来英国没有很久快2年了，我一直以为我了解了这个国家，但是我发现我还没有。不过我现在很释然了，因为也许那些好的东西继承了就好了，坏的东西，知道它有就好了。不过BBC的谎言我想还是要揭穿的。不想说他们从头到脚都是错误的，但是起码从头到脚都是片面的，甚至片面到错误。我想这是我一个中国人的一点民族良心，也是我现在所能做的了。

讨论继续，呵呵，还包括对留言的两点回复：

你的“宏观论”确实很难辩驳，因此我只好举出大量的事实来攻击你的一两个漏洞了。你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竞争来比谁道德更好的社会。 表面上看也许如此，实则不然。就拿九品中正制来说，当时就有民歌“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在举荐制的时期，由于缺乏硬指标衡量人才素质，人才还是蠢材是凭着推荐人一张嘴再加上一段时间的考察。举荐制很容易造成：世族们你推举我的子弟，我举荐你的后人。从人的行为角度分析，时间一久，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而去查史料，也会有大量的例子。举荐制的确产生很多弊端，当时的琅玡王家，以及司马家，谢家，都是大氏族。而且举荐制存在着特别多的弊端。甚至在唐朝，科举和举荐并存的时代，举荐制也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不过，我想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就是，中国封建国体彻底转变为帝国国体的时段。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有着十分明显的封建社会特点的。秦朝时一个帝国的开始，但是很显然面对幅员辽阔的中国统治者面临着管理上的挑战。而秦帝国的迅速衰亡就是一个明证。汉朝开始有了向帝国转型的开始。从汉初文景之治的外用黄老，休养生息就可以发现，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建立简单国家对缓解内部矛盾的重要性。不过中国的真正的帝国特征还是不够明显。这样说的证据之一就是分封制的延续。唐朝对于以后的朝代是十分有影响的，因为唐朝的兴起和衰落就是地方政权对于中央政权的挑战。宋朝时彻底的帝国制的开始，科举的制度化，儒家的进一步渗透，调兵权和治兵权的分离，分封制的弱化，文人治国的开始。当然到了明朝，当内阁制创生了这样一个帝国制的建立终于彻底完成。换一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历史是一个不停的朝着道德的道路走着的。当然我并不否认原始部落时期我们的野蛮，我们具有封建特征时的残酷。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发展是走向道德。如果我们同时看到欧洲就会发现，他们经历了原始社会的野蛮，封建社会的残酷，但是他们没有走到我们的帝国和一个简单的讲究道德的社会。

 

考察制则很容易造成人们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台下克己，上台乖张。有个例子：有人把父亲留的田产全部留给两个弟弟，被举为孝廉后他又搬进原先让出的房产里。（具体故事待查证，但我确实看到有这样的记载）拿东汉的王莽来说，他未掌权前，克己守礼，毕恭毕敬，把满朝上下都给忽悠了，觉得这个人还能大义灭亲，修身齐家平天下样样都齐了。“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在东汉末年的政治里，王莽只是一个突出代表，像他这样台下克己，上台乖张的还有好几个（可以去查资治通鉴）。看问题不能看人们宣扬什么，而要看他们在做什么。正史只能说明一部分历史，野史，民歌，文学作品，人们的风俗习惯都可以从侧面反映社会问题。王莽的问题我想说几点，一个就是王莽新政的问题不在政策本身，而在于他没有办法取信于民，才导致他最后的凄惨下场。其实如果我们回头看看王莽的施政纲领会发现其中有很多革命性的东西。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商量的，可以看二十四史对他的评价和胡适先生对他的评价，两个大相径庭。他的失败更多源自于没有办法取信于民，正是说明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帝王也是要受到文化和社会的约束的。至于人前人后的问题，第一，西汉是一个以道家立国的朝代，东汉开始才开始确立儒家，但是文化的变革不是一下子完成的，王莽时代究竟可不可以用儒家思想来解释我想是可商量的。其次还是一个资料的准确性问题，正如正史的可信性问题，其实即使全部的有记录的历史加一起还是在一个中国文化的大圈子里，究竟有谁能够了解王莽，然后还中性的不站在任何文化和道德背景下来评述他，从绝对意义上说是没有。所以究竟王莽怎样，我们是可以商量的。

 

我觉得分析人的行为应该根据两个坐标：1、从经济学理性人的角度分析，人的行为以利益为出发点2、从社会人的角度。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他必须适应社会，在与人的交往中获得尊重和自我成就感。（这里引用马斯洛的人的五大需求原理）我觉得人的行为就落在这两个坐标合成的象限里。由各个人不同的偏好曲线（或可以认为是人格曲线）决定他的行为是偏向利益还是偏向道德。而且在古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因为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服从于主流观念即趋向于已经设定好的合格社会人的框架是维护其自身利益的最好方法。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说明了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是不同的。对于大众， 灌输给他们一种思想，宗教，让他们丧失思考能力。而对精英来讲，大丈夫以天下为己任，说明他们是统治者，管理者。这里的观点我对前一部分，二维行为论，几乎完全同意，但是对后一部分，有点疑惑。第一就是它太带有西方思想的色彩，第一个幸福的感觉不是等同于物质的，其实这是一个十分有争议的论题，就是现代的文明是好是坏。在中国发展史这门课了，我和Kent的谈话曾经涉及过这个问题。现代的文明不见得是好，换一句话说大家都傻傻的快乐的活着没有什么不好。而你的后半段的一个前提就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优越性，其实这个是没有定论的。所以自由好不好？法律好不好？市场好不好？西方科技发展好不好？这些都是问题而没有结论。只是大家为了讨论方便才假设现在的是好的，进而讨论问题。如果世界各国都像传统中国人一样，有着极其有限的欲望，然后简单的生活，其实也就没有什么臭氧层空洞的问题，没有什么印第安人的灭种危机，没有什么污染，没有什么动荡的生活。解构主义的产生就是对传统社会的彻底打碎的反映。所以丧失思考能力没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我们需要那么多思考，是因为我们自己创造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工业革命带来的。而大丈夫天下为己任，这是一个孟子老先生的命题，道家是不这样看的。其实道家的名人很多，竹林七贤就是典型代表。中国在那个时候真正有素质的人都不是什么大官僚是闲云野鹤，是隐于大野的凡夫俗子。老子曾经收教于渔夫，守城门的门夫，这些可以在南怀瑾先生的老子他说里面见到。而三国两晋时期的这样的人也特别多。嵇康平时就是一个打铁的，那个时代的有着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最为精髓一点东西就是隐士文化。这点在后来的朱自清先生身上是体现得尤为明显。还有就是思想自由与社会规范的问题。隐士文化是在中国思想规范下最大的自由意识活动，而且他们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了社会未来的发展，一定不是靠什么科技，或者科学的发展，或者经济的繁荣，靠的是人自我的约束，和自我的意识自由。这是西方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中国人在2000左右以前就已经认识到世界最终要走的道路，这就是中国文明对世界的贡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它具有消极性但是那就是世界本来的规律。人最后追求其实就是一个傻傻的简单的幸福人生。

 

对大众教育我自己就比较有体会，如果我没有上大学，我对当代政治的理解就停留在高中政治课本所灌输的。拿台湾来说，国民党在溃逃台湾之前，政治腐败，通胀严重，这给人一种心理暗示，国民党政权是腐败的政权，完全可以想象他们到了台湾后也好不了多少。课本对49年后台湾经济建设的成就只字不提。（你可以搜索国内研究台湾49年后经济建设成就的资料，是不是比较少？）不过这种政治敏感话题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回想起来有时我甚至觉得那时受的一些教育有一叶障目之感。为了说明大众教育，再给你讲个故事，虽然有点恐怖。

《阅微草堂笔记》：明季，河北五省大饥；至屠人鬻肉，官弗能禁。有客在德州景州间，入逆旅餐。

　　见少妇裸体伏俎上，绷起手足。方汲水洗涤，恐布战栗之状，不可忽视。客心悯恻，惟不肯事二夫，故鬻诸此也。君何遽相轻薄耶？』

　　解衣掷地，仍裸体伏俎上，瞑目受屠。屠恨之，生割其股肉一脔；哀号而已，终无悔意。

这就是我讨厌朱熹的地方。我同意你说的，证据的可信性是待定的，同时，事实本身的完整性是未知。由于党争，“冢妇自孕”、“诸子盗牛”可能出于含沙射影。我要纠正一点的是，我不是说朱熹不能娶妾，问题是他招惹尼姑干什么？他和尼姑两情相悦？在“灭人欲，尽天理”的卫道过程中志同道合以至于发生了战友般的感情？如果他真的能像印度那些苦修的僧人一样，灭人欲，尽天理，我还会佩服他说到做到。（我对朱熹的看法难免偏颇。以上说法，仅供一笑）就像太平天国的起义，洪秀全坐大之后，自己骄奢淫逸，却拆散别人夫妻，“把从侯以下所有军政官员至平民百姓，全部家人离散，分居在男营女馆，一部分被选征到各王府，主要到天王府服役，久久分离，了无期限”。直到一年半后因为杨秀清的极力干预才废除。他的教义全是唬人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哎，终于和中国教育有点关系了，呵呵。首先国内的教育方式，只能说在培养军事化劳动力上有相当正面的做用。其实在评价亚洲奇迹的时候，Amsden （1995）曾经说过，亚洲奇迹不单源自于训练有素的政府还有军事化的劳动力。我想这个体制并不一定是不好的。而且即使和西方人比，中国人彼此有一样的观点其实还节省了交易成本。但是问题在于平衡吧，中国人在中学时代之后还这样教育就有了问题，不过我想这与个人修养有关。尤其在一个互联网这样发达的社会，很多文章和观点摆在那里，这能说我们这些学生本身太有惰性缺少对真知的执著。呵呵。OK，回来说朱熹的问题，关于表里不一的问题，我想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好像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表里如一的。而且朱熹从来没有说自己就是一个大儒，对朱熹的评价来自后人对他学问的崇拜。换一句话说，他的任何荣誉并不来自于他本身的作为。但是他的思想却影响了太多的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很多人有很漂亮的理论或者作品泽被后世，但是他们本人却可能并不遵循这些东西。朱熹可以算作一例，很多拉，比如德国的歌德对王室贵族的媚言奴骨，比如莎士比亚本人的并不擅长烂漫风情， 比如贝多芬自己的脆弱和封闭，等等。但是很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就是对人们的影响。我们没有办法说朱熹的做法就证明了中国人虔诚学习程朱理学的人也一定就会和朱熹一样并不遵守。但是我想，有这样一个道德机制的国家，应当比根本就没有这样机制的国家要好很多吧。事实也是这样的，礼仪之邦不是我们中国人自诩的，是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称许。我在日本的时候，我的很多日本朋友至今还是深信这一点的。而太平天国并不是一个好例子。因为洪秀全本人是信天主教的，我不能说他本身的虚伪和他的宗教有关，但是起码没有办法用他的例子来解释中国传统社会。

 

对于从满清入关扎辫子，我觉得要说明的是道德和民族尊严是不同的。如果日本人统治了中国，把他们在满洲国实行的那套通用于全国，你说结果会怎样？同理，那时清兵入关，不是外族入侵是什么？（这里我要顺便提一下清代对苗族的政策：如果把他们看做中国人，那就是民族矛盾，如果看成外国人，那就是侵略了）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更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个人没有道德，不能假设他没有基本的自尊。但即使是尊严，在与生命的取舍中，生命还是更重要。中国有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在留发和留头的取舍中，压倒性大多数选择了脑袋更重要。元朝的种族歧视政策不也统治了好多年？这说明利益和道德冲突时，要衡量舍去的利益和获得的道德分别有多大。舍生取义的只是那么一小撮，在公共汽车上让座的数不清。（不排除有一部分人因为受到一些的大众教育的影响，会干出非理性的事情。）恩，我想这就是中国人与欧洲人的不同，比如英国人对荷兰来的国王也十分欢迎，当然和他们本身是亲戚也有关系，不过另外就是，他们本身没有所谓这些东西。那么我就要说基本的自尊是不是共性的东西，还是个性的东西？我想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东西，而这些不同就来自文化。换一句话说，就是说这些自尊本身就源自文化的影响。而即使生命是重要的，清军入关也是费尽了周折。这就是文化的影响，还是或有大批的人为了尊严和文化肯于放弃生命的。而汉人真正接受满人，估计已经是它建立百年左右的事情了。这种漫长的文化的融合就是成本，而它来自于文化本身的惯性。而且这种融合，与其说是融合不如说是满人对汉人文化的全盘接受。可以这样说，即使在满清时期没有几个汉族官员或说满语的，这就是他们才可以统治中国的原因。至于说到元朝的统治90多年，我想这和我们国家的历史编排方法有关.1352， 朱元璋加入红巾军，1368攻入大都建立明朝，历史才算元朝终结。其实元朝建立之后国内就没有一天安宁过，所以表面上是90年的元朝，其实如果说它真正意义上统治全国我想应当没有几天。所以说，即使元朝统治者中国，但是这种统治和汉人治汉是不一样的。而且汉人也没有甘愿的被统治，致使用了90年才换来反抗的胜利。至于说到舍生取义，我想问题关键是社会大环境。传统的中国社会里面舍生取义的机会太少，因为社会本身的道德标准很高。其实西方倒是有很多舍身取义的机会，不过他们都不会那么做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活着是第一重要的事情。不像我们，要考虑祖国的利益，家人的利益。所以即使从道德标准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维持我原来的观点。

 

接下来我要列举中国史上的贪官，并说明地主和官僚的确占了不少财富。

首先，一个大地主有1000万亩地，10个孩子一人就剩100万亩了，如果每个子女有十个子女，那么第三代就剩1万亩地了。

 

我就觉得奇怪了，子女们就会坐吃山空，自己不会赚钱营生置地？出于社会优胜劣汰的法则，有些人到不了第三代就败的差不多了，但有些人却可以凭借资本扩张再扩张。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的富人阶层不会无限扩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不能避免的。可以想象，在古代，商品经济还是发达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交易的，有这么一批人，有资本，在地方上有声望，在官府有门道，在土地交易市场上就有了比较优势，他们完全可以加剧财富和土地的进一步集聚。这个我想你必须考虑这个制度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君权的不可挑战性。中国传统社会里面，商是最底层的。虽然我知道可能这样不对，其实我父母现在还是坚定的认为商人是最底层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清代买办们即使有钱了还

是要买士的衔位，捐个举人。不过就即使这样他们也还是没有社会地位。如果在宋朝早期，科举制度下，工和商的家庭背景的孩子是不允许参加考试的。所以你说的资本扩张可能用不到商业上面，那么就只有回到传统产业，农业。在古代，就是如果一个人拥有土地过多了，皇帝会认为那个人挑战了他的权威，一般下场会很惨。而且政府也注意削弱这些人的经济实力，比如灾难的时候，他们要出钱来赈灾，不然显然会遇到麻烦。而且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在传统产业下资本的聚集和家族人口的增长会不会匹配，往往不匹配。而且，有钱一旦出问题，国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没收土地和家产。我想中国社会下五代而斩得故事太多了，而贵族和上流社会成员的不连续性是一种共识的东西吧。

 

其次，仁义礼智信，做官的基本条件，让我们来看是不是那么回事。从选拔制度的角度来说，举荐考察制我之前已经分析过了。至于考试制度选拔出的人怎样，我无法评价。下文仅列出部分贪官，但可以说明他们在当时社会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而且可以发现大批量，大影响的贪官大多出现在朝代衰落的时候，因此在分析中国古代历史时，尤其要区分每一朝初年和末年的情况，政治清明和吏治腐败的时期。用其中一个时期去包含另一个时期是不合适的。呵呵，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分清做官的基本条件的时间概念，就是在被选拔上之前。贪官污吏在成为官和吏之前是要遵循这些的。而且在中国科举制度下对于本人的政治审查（呵呵，用这个词好像比较形象一点）是十分严格的比如家里是几代良民这样的。因为如果有任何不良记录，不单单是自己，而且包括祖上几代，都会影响考生资格的。至于成为官和吏之后的蜕变，我想这的确成为历代统治者或者说全世界统治者的难题。我昨天读了Rawski （1989）的一本书，里面提及了中国清朝末年的贪官问题，不知道他基于什么，不过结论是中国的官僚腐败最多和欧洲国家一个水平，呵呵。

 

东汉贪官王温舒，其手段不外是贪污和纳贿两种。就其贪污而言，主要是贪污被籍没财产。在广平，在河内，在京师，他杀几万人，被籍没财产的人家恐，陷也有数百上千家。正因为他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以权换钱也就有了雄厚的资本，加上他以暴虐酷杀著称，更使他在这场权钱交易中处于优势地位。一些豪强地主虽无权无势，却有的是钱。更何况杂生死紧要关头花钱买命，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于是他们大行其贿，以求脱祸，这是可想而知的事。

 

东汉最大的贪官梁冀是东汉时安定乌氏（在今甘肃平凉）人，其人性格卑劣，淫乱放荡，是个十足的市井无赖。在朝廷里横行二十几年，人称“跋扈将军”。他利用外戚和大将军的双重身份和权势，疯狂聚敛，奢靡无度。据说他夫妻二人曾各沿街相对，大兴土木，一较高低，亭台楼阁，宅第连云，宛若皇宫。又在各处广占耕地，修游乐园，不惜使许多百姓倾家荡产。当他终于被诛杀时，查封家产，竟有30多亿钱，合全国一年租税的一半。而诛杀梁冀党羽时，朝中公卿、刺史、郡守及二千石俸禄的官吏中死者数十人，宾客故吏罢黜者300多人，朝中官位为之一空。

 

东汉有宦官贪官“五侯”，是指汉桓帝时的大宦官单超、徐璜、具瑷、左倌、唐衡等五人。

 

北宋宰相贪官蔡京假公济私，广为聚敛，有家赀巨万，富可敌国，还拥有土地50万亩。这还不够，蔡京晚年“既贵而贪益甚”，甚至不惜造假帐，领双份的宰相俸禄，一次，皇帝赐他一座西花图，他为了扩建竟拆毁附近民屋数百间，建成后的西园奢华甚至超过皇帝的东园。当时太学生联名上书，把蔡京、王蒲、童贯、梁师成等6 个劣迹昭著的人称为“六贼”，蔡为六贼之首。

 

南宋权臣贪官陈自强在南宋宁宗时做到了右丞相，他依仗着曾经做过实权人物韩胄启蒙老师的资历，贪赃枉法，什么事都干。凡是求官的人，他都派人谈好价钱，一切办妥后再“光明正大”地授官。地方官送公文到京城，封函上一定要注明“某物多少一起献上”。凡是没写的，就根本不打开。

 

明朝中后期，贪污已成了风气。到了明宣宗时，最大的贪污犯竟是经历了四代皇帝、资历高深的最高司法官左都御史刘观。刘观执法犯法，大肆贪污受贿。在他影响下，御史们个个贪婪无比。

 

明代大宦官贪官刘瑾公然索贿受贿，如下令天下巡抚入京受敕，这些来京的官员，向刘瑾送银，少则数千，多则万两。重贿者升官，不贿者得祸：或贬官，或下狱，或勒令致仕（退休）。刘瑾还大肆贪污国库金银，中饱私囊。刘瑾当政5年，最后谋反事败，被捕处死。 当时武宗亲自抄没其家，除了抄出伪玺、玉带、兵器外，还有金银数百万两和不计其数的宝货。

 

明代严嵩，严世蕃父子，违法乱纪，卖官鬻爵，抄其家，得黄金三万两千余两、白银二百零二万余两，其他房屋、土地、珍宝、金银首饰、古玩、字画、玉器、服饰、家具无数，几乎超过了皇室的珍藏。

 

清朝，和珅的财产有：夹墙私库有金32000余两，地窖内埋藏银300余万两。另外，档案记载，和珅还有取租之地1260余顷、取租之房1000余间，以及大量珠宝玉器衣服书籍等等，数量之巨大，前所未有。有的说，抄没清单所列106号中的25号，即折算成银22亿余两。有的说，赤金元宝100个，每个重1000两，估银150万两，赤金580万两，估银8700万两，元宝银940万两，白银583万两，苏元银315万两，当铺75座，本银3000万两，玉器库两间，估银7000万两，地亩8000余顷，估银800万两。查抄的财产即相当于清朝十五年国库收入，但要说明的是被查抄出的还只是三分之一。

 

这些贪官都是高层。他们是下面无数的小贪官养肥的。在这个金字塔型的官僚体系里，谁也无法知道贪污的确切数额。

 

呵呵，最后对于贪官的问题我还是那个观点，我们不是用投石头的方法来比较东西方不良道德的底线，而是要用系统或者制度的角度来看。还有就是，即使用投石头的方法，只有中国的数据也是不够的必须要与西方的数据比较。

　

参考书目：

Amsden, A.H., 1995. Like the Rest: Southeast Asia’s ‘Late’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7, No. 5, pp. 791-799.

Rawski, T.G., 1989.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呵呵，另外的两点恢复：

第一个就是，对不同道德观的提法的赞同。不过好像破立的关系一样，道德观也有相同的东西。这点上儒家思想和西方天主教是由很大联系。其中一点就是奉献，不自私，不以个人利益为主。仁，在翻译到英语的时候，译者使用的就是利他主义。这点中国人做的比外国人好，不过也难怪，因为中国是一个血缘社会。而国外则是严格的金字塔结构。即使今天的英国这种结构的影响也是清晰可见的。

 

第二就是，关于农民和地主的愉快合作。这个其实在马克思的作品里面就有提到。我觉得这种提法，不是缘于合理性的解释，而是中国的制度本身是偏向农民的，相对于欧洲的封建制度而言。比如清朝的时候，佃农的永佃权要远远高于那块地的所有权价格，因为所有一块土地要交高额的地税。而又因为租佃权的原始获得是历史追溯原则，不是市场购买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佃农获得了更多利益，相对于地主。而且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另外的制度上的优势，是因为中国政府本身是一个廉价政府，税收很少，这样对于缓和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中国的产权问题也主要是因为政府本身财政的无力，和中国内部矛盾的巨大影响，才没有继续发展起来　（呵呵，这里主要盗用了ｎｏｒｔｈ和我的导师ｋｅｎｔ的看法）。

周六的时候和学习小组的同学讨论文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我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问题发生了分歧。讨论之后，同学给我发信讲了自己的观点，我则回信重申我的态度，赫赫，觉得很有意思，就发出来放在这里。黑字的是我同学的观点，白字的是我的批驳。

但我从来不觉得中国人因为受到教化，是温良谦让的。人类的历史充满了血腥和暴力，这在哪个民族都一样。在绝对意义上的血腥和暴力，应当不与在相对意义上的程度不同矛盾。 和平只是在建立了秩序的前提下存在的。如果没有秩序，不法行为不会被一个强有力的第三方制裁，那么可以想象，上演的只会是“成者为王，拜者为寇”的游戏。秩序与和平的关系是没有错的，只是秩序是绝对的和平是相对的。不单单是历史可以证明，逻辑上也是的。这就好比运动时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一样。不过成者为王，败者贼，却不一定在中国适应，尤其是古代，但是在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下是彼此印证的。在中国古代，很多观点和判断是社会化的，这主要是来自于文化的影响，所以不总是胜者为王，败者贼的。经典的案例，比如刘邦和项羽的历史评价，比如秦晖和岳飞的历史评价。中国现代人很容易理解成者为王败者贼的道理不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以及中国文化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改造。

 

比如说，李敖提到的台湾《葛玛兰厅志》，“这里面说（汉族）怎么样欺负高山族，怎么样抢他们地，怎么样杀他们，这高山族啊被杀到山上去哭，整个的族在哭，一哭哭半个月，平地都听得到，” 至于屠城之类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一次两次。再比如清朝对待一些少数民族（如苗族）采取压迫的态度。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则爆发了规模较大的波及湖南、贵州、四川三省的苗民起义。这次起义发生，是由于苗族地区在“改土归流”之后，汉族官僚地主及商人即所谓“客民”，不断侵占苗族人民的土地，将“苗地”化为“民地”。如湖南永绥厅（今花垣县）“环城外寸地皆苗，不数十年，尽占为民地”。又由于清朝所派官吏对苗族人民“盗行鱼肉，以致苗民不堪”。乾隆六十年正月，贵州松桃苗民石柳邓被迫首先发动起义，湖南永绥苗民石三保及乾城苗民吴八月也相继起而响应。起义的苗民领袖提出了“逐客民，复故地”的口号，得到苗族人民的普遍支持。这次起义继续了12年之久，直到嘉庆十一年（1806年），才在清兵的镇压下失败。 咸丰初年，苗疆连遭水、旱, 虫灾，四方饥民嗷嗷待哺，而官府“提甲追征，狱为之满”，激起群愤。咸丰五年，张秀眉聚头领于台拱厅属掌麻你会盟，首举义旗，攻打官府，一路势如破竹，形成“千里苗疆，莫不响应”的局面。连克台拱、罩膏、施洞、岩门、丹江、凯里等城镇，缴获无数, 军威大震 。在苗民起义的同时，湖北又发生白莲教起义。其教义，长期以来宣传弥勒佛降生，人民可以得救。这时又提出“教中人先纳税若干，将来按税授田”。农民向往得到土地，因而纷纷入教。嘉庆十八年（1813年），又爆发了天理教起义。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又名八卦教。当时信徒很多，遍布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他们宣传入教者先输纳“种福钱”，又称“根基钱”，事成之后，“凡输百钱者，得地一项”。农民渴望土地，因此纷纷入教。如果不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农民为什么要起义？只要有一口饭吃，通常是风险规避者的农民，是不会干这种掉脑袋的事情。这个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比如说中国大地主很少和社会关系紧张并存的现象。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大地主很少意味着土地集中程度并不高，换一句话说，社会关系紧张的程不不高。但是起义却很多。 这里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地域太广，全国上下风调雨顺很难，总会部分地区有灾荒。所以起义和叛乱更多的是源自于恶劣的自然环境而不是社会环境。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为了避免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必须要开拓可生产疆域，而对苗疆一例就是这样的。这里有两种角度，第一把苗族人看作是中国人，这样的为了中国人本身利益的最大化，牺牲局部利益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即使用孔子一套来理解也是上善。另一个角度就是把苗族人不看作是中国人，那么他们就自好死路一条，因为，苗疆因为历史的原因已经是中国的领土，但是这里却住着外国人，显然他们只有背井离乡。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说服本地居民从大处着眼，而这样就变成了一个管理学问题。 还有值得商榷的是不论是李敖本人还是《葛玛兰厅志》等等资料本身的可信度。当国家利益与局部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只听到局部的声音是不够的。

 

我十分怀疑DENG的说法——中国地主和农民之间是个快乐的合作——如果不是因为土地集中倒少数人手中，导致一大部分农民无田可耕，那么是因为什么让农民起义？难道每次都是因为饥荒？如果可以分析每一次农民起义的原因，再统计出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那个原因，我想答案就会明了。“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官逼民反”这些话不是空穴来风。土地集中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只要有土地交易市场的存在，土地集中度就会越来越高。我怀疑DENG举的例子：中国历史上地主只占了5%的土地。那么我的问题是，这发生在哪个朝代？（只有清朝是特殊的，因为其税负和官员比例都很低）在朝代开始时还是在一个朝代分崩离析的时候？即使地主是小地主，那么王公贵族通过世袭，奖励，交易一共占了多少土地？中国的官僚到底攫取了多少社会财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只是冰山一角，除了俸禄到底有多少灰色收入？很可能征收的税负是上缴给中央的几倍。除去官僚，王公贵族，地主所占土地，剩下的才是农民所占土地。而且，要注意的是，出于逃避税负和徭役的目的，登记在册的官僚，王公贵族，地主所占土地只可能少于实际数目。而且，每当一个王朝衰落的时候，由于吏治腐败，贵族地主甚至可能隐瞒大部分收入或土地。

赫赫，这里还真的有好多问题，我只能一一作答。第一，中国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快乐合作是一个相对概念，如果和社会主义社会比当然还是很残酷的，不过和当时的世界其它国家比却好的太多。第二，农民起义的问题我上面说了，与其说是社会问题不如说是自然环境的问题。第三，李自成的起义是一场农民起义，即使他的口号是那样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他的大顺天下就是可以走向资本主义的。与其说他的革命进步性，我个人更觉得是一种收买人心的谎言。没有国家可以不收税而正常运行的，那样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灾难。等八国联军以来，连一个像样的政府都没有估计我们就不是赔款那么简单了。而且相信中国的人口在那样的一个框架下一定会突飞猛进的，赫赫。第四，中国土地不集中，的确不是因为地主的善良。而是因为中国本身的财富分化系统造成的。中国最多的情况是一代去世了，遗产子女平分，这就是一种分化。联系到中国每家每户子女众多就更可以理解了。一个大地主有1000万亩地，10个孩子一人就剩100万亩了，如果每个子女有十个子女，那么第三代就剩1万亩地了。这种几何级数的财产均分制度，是一种潜规则，却有效的阻止了财产的过于集中。而所谓的世袭，中国历史上在宋代开始就已经很少了，而且制度往往是每一代降一级。同时宋代开始土地不再国有化，分封的土地也相当少了。第五，至于灰色收入，这个主要是清朝最为明显，因为清朝政府的官员工资十分之低，所以他们的灰色收入成为了支持他们生活所需的一部分。但是问题是这就是说明了人民生活的不好？或者说剥削过于严重了？如果我们用人口作为一个参数了反映经济的情况的话，我想清朝人口从开始的1.2发展到后来的4亿本身就说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不错的。我们总不能在清朝官员的行为分析上用理性人的前提，而在分析农民的行为不用这前提。而且是大量的清末研究表明的，中国农民是行为理性的，而且中国清朝末期的基尼系数是比较低的。最后，我同意你的观点就是中国史书记载的数据的可信度，不过我想这是一个中性的问题在你我讨论的这个问题上，因为不确定性太大。

 

 

概括起来，我不认为中国是礼仪之邦的原因可以从如下三方面来说，

1. 最高统治者是不受任何法律甚至道德约束的。

赫赫，对于这个我要用我的那套道德约束机制来解释了。中国君王的确不守法律约束但受道德的约束。正史对帝王的评价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据。

2. 统治集团内部成员之间奉行的依然是利益原则而不是道德准则，其下又包括宗法派系门生等等次级利益集团。

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利益和道德本身就是一起存在，我们没有办法分清，纯粹的利益导向或者道德导向。这就好比说，很多人买东西加价1%，有的人买东西加价5%，有的人买东西加价10%。结果1%的先被挤出市场了，然后10%的也被挤出市场了。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说5%的是最道德的，但是显然和过早被淘汰的1%比起来它还是更有利于我们的物质生活的。还有就是，这个问题一定是一个比较课题，如果缺少了和欧洲，日本的比较，礼仪之邦这个说法本身就失去意义了。换一句话说，中国社会本身可以没有道德，从绝对意义上说，但是如果想对其它社会我们还是有道德的那么，好，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是礼仪之邦。

3． 在追求物质和崇尚道德的较量中，道德总是会输。因为人是很难抵挡欲望的。如果道德赢了，不是因为人有多么高尚，而是人被迫那么做。这个社会的体制是这样的：为了便于管理，统治者设计出一套体制：从法律到文化，从阶层到其相对应的生活方式如礼仪，衣食住行的规格，等等。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主导者享有很大自由，而被统治者，不论是完全信奉那套意识体系的还是表面上遵守的，他们没有僭越的权利。

朱熹“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但他自己强娶两个尼姑作妾，他的那套礼义廉耻在哪里呢？宋宁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的十条罪状中“　　……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之，谓其能齐家，可乎？”。

赫赫，这又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第一我们要说的价值观。人难于抵挡欲望，我想如果了解了佛经我们就十分了解为什么中国人会比西方人善良了。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本身就是要苦行。即使一些人，或者一些名人，没有完全实现，但是这并不妨碍很多人在很多方面的苦行。其实如果对印度的文化或者藏族文化有所了解的话那就更容易理解这个问题了。还有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可以用例子来分析。如果中国人十分的追求物质，这里指古代，那么他必须有追求物质的条件，比如做官，经商，种地。而后两者必然要受到官僚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做官，那么，做官的条件是什么？就是儒家思想，很简单，仁义礼智信，没有一个不是好的品质。换一句话说，中国的制度本身是奖励有道德的人的。而欧洲的制度是以商为主，获得享受的途径就是经商，而经商成功的途径就是看谁更能够绕过制度的阻碍。很简单，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奖励没有道德的人的机制。而且对于表面遵守和内在遵守的划分，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你受到当今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双重人格，而这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这不是一个大问题，或者和外国比这不是一个问题。从满清入关扎辫子，到辛亥革命的剪辫子，中国人就一个头发都要经历那么痛苦的过程来适应，可想而知他们对传统文化信奉的诚心诚意。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看作是一个宗教，那么对宗教的崇拜是无限的。物质的追求并不总是占上风的。或者往往占下风。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太多的西方人还是相信上帝的的存在，和人类是上帝创造出来的。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进化论就一定是对的。

我们现在很多想法是受到中国当代的文化影响，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中国当代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或者从最严谨的意义上说不是中国文化，所以，不能用现在的思想完全取解释古人的想法。

至于说到朱熹本人的行为，我觉得值得商榷的有如下几点：第一，程朱理学是新儒学，它的推行使一场文化变革，但是阻力就是来自于旧儒学。这样在双方争夺主导地位的时候就出现了偏颇的观点甚至是雌黄的证据。所以，证据的可信性是待定的，同时，事实本身的完整性是未知。第二，很显然朱熹在当时没有胜利，因为直到明清程朱理学才真正的登上中国可靠制度，占了主导地位。所以宋代的言论难免贬低过多，而明清之后褒奖有余。第三，就是我们要定义道德，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下的道德。娶妻纳妾的合理性。我想不能用现代道德的概念偷换古代道德的概念。尽管我也没有界定两者的范畴，但是显然两者是不相等的。第四，也是最后，我想很有意思的是孔子也是有妻有妾的，不知道，为什么朱熹不可。赫赫。

最后我的观点是:中国是礼仪之邦，或者说中国比其它国家更注重道德，不是说中国人个体的道德与外国人个体的道德比较，这是一个宏观的概念。还有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竞争来比谁道德更好的社会，而不是竞争来比谁道德更差的社会，从制度或者社会运行机制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如果不是从这两的角度来看，当然完全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中国历史上最没有道德的事件和国外最没有道德的事件的比较。然后用最高值得比较结果来说谁更没有道德。只是我觉得，从宏观的和制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会相对全面和客观一点。

 

这是第二学期的第9周，下周之后就是复活节的假期了。自己现在还可以健在，深感侥幸，呵呵。

市场与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一门大课。开始就把非洲，拉丁美洲，东亚和东南亚分化开来作为我们研究的重点。第6周和第7周我都要交论文的，一个是制度经济学，一个是经济二元论，不过都功亏一篑，在最后的阶段没有赶在周三下午三点之前完成，结果我只好在第8周和第9周补出两篇新的论文。一个是关于不公平国际贸易与世界秩序经济理论的比较，一个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以及不公平国际贸易论的比较。而我第9周还要交的是我在中国经济发展史的最后一篇论文，东亚地区资源贫瘠国优先发展的原因。以及我在宋朝科技发展与西方科技革命比较这门课的一个，我一个人做的一个半小时的讲座，题目是明清时期中国科技滞后的原因。 第9周几乎是魔鬼一周。周一下午交了东亚地区资源贫瘠国优先发展的原因的论文。马上赶到学校去借书，开始准备市场与国家的论文，周二的晚上没有睡觉，周三上午是我的导师的课不能逃掉，只好硬着头皮去上。12点下课马上赶回家，完成我的那篇马克思主义，科恩斯主义和不公平国际贸易论比较的论文。3点之前上传了，然后马上去大英博物馆后面的伦敦大学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研究中心的图书馆，去借我宋朝科技发展与西方科技革命比较的书目。下午5点钟到家，开始睡觉，晚上8点起床，然后开始写论文，准备我的讲座。一个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上次我准备了7000字的论文，这次明知道时间不够，不过也只能强挺着准备。周四下午3点终于一切准备好，然后到学校开始做讲座。反映良好，幸好老师和同学不是很懂中国的文字，语言系统，以及中国新儒家思想。讲到四点三刻。急忙赶到主楼去听一个Bray，粮食经济理论的创始人，的讲座。晚上七点，讲座听完，急忙赶回家，准备周五的小组讨论。不过，心中已经轻松了好多。终于终于，完成了，呵呵。翻了一下读书笔记，短短一周我的书单上就多了45本书。哎，我的LSE的生活。